张元济一生没有留下专著，他的出版思想零散地留存在他的日记以及与各位出版人士的书信往来中；陆费逵则通过一些专业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出版思想和教育思想。但是无论留下著作与否，陆费逵和张元济一样都是中国出版界的先驱者，都以持之以恒的努力实践着教育理想。他们所领导的企业为民国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启蒙、对众多百姓的人格形成都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作为张元济的继任者，王云五和陆费逵有众多相似之处。两人年龄相仿，陆费逵只比王云五大两岁，他们都没有受过太多的正规教育，属于自学成才的专家型人才。
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时候，已经33岁，这时陆费逵在出版界已经名声很大，而王云五却是个出版新兵。尽管推荐人胡适对他的评价很高，但沪上对他知之甚少。王云五自然不是等闲之人，在后来推行颇有争议的“科学管理法”遇阻，又遇“一?二八”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轰炸事件，都能有条不紊地应对，显示出不同一般的领导力。这一点陆费逵和他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书局在1917年和1926年两次经历危局，陆费逵也都化险为夷，最终将书局带向兴旺。
当然，二人的性格有所不同。陆费逵曾将自己和王云五作过一次比较，他说王云五和商务印书馆的董事会处不好，而他和中华书局的董事会处得很不错。陆费逵作风亲和，王行事则较为严厉，这样在内部管理上，商务印书馆偏向于严格，中华书局偏向于和气。商务印书馆制订了许多制度，王云五还推行科学管理法。据说王云五每天到馆必定大咳三声，声如洪钟，且一声比一声高，被称为“平升三级”，“只消咳嗽一回，能使300多位职员鸦雀无声”。中华书局在内部氛围上比较宽松，陆费逵有平实的亲和力，中华书局员工迟到早退“并不计时扣薪”。
比起王云五，陆费逵没有什么架子。他女儿陆费铭绣曾撰文说，父亲有一次看到一个顾客在书画柜买一本玻璃版字帖。在营业员找钱、包装的时候，陆费逵走过去对那个顾客介绍说，有多种新出的书画可以一并看看，然后逐一给那人介绍。顾客很高兴，最后买了四十余元的书画、碑帖，欣然而去。第二天，书局董事汪幼安来见陆费逵，对他说：“江宁镇守使王延桢君昨天来购物，遇一戴眼镜能说北方话的营业员，招待殷勤，他很佩服，要我转告你不要埋没这个人才。”陆费逵大笑：“是鄙人也。”汪听后亦哈哈大笑而去。
那么，作为同行，王云五是怎么评价陆费逵的呢？在陆费逵去世后，王云五写过一篇七八百字的文章《悼念陆费伯鸿》，对其性格特点分析相当到位。“伯鸿先生的成功，除了少年时期的奋斗以外，他的深远的眼光也是一种要素。”王举了三个例子，一是“料到清朝必被推翻，民国即将成立，便集合同志筹备新教科书，以适应新的需要，于民国元年元旦创立中华书局，发行中华教科书，风行一时”。二是“近五六年来，他料到我国法币政策必然推行，于是注重钞票的印刷，书局营业更能蒸蒸日上”。三是“先生在《新中华》创刊号上，复撰有《备战》一文，认为我国对外战事发生，必须长期作战，因而主张就军事、民食、交通三方面积极准备，其意见颇能与政府现在设施相暗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