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云五还说了陆费逵做事的三个特点，“先生的优良性行在这里也得提出：一、强毅——他在中华书局草创时期，遭到不少困难，竟能坚持下去。二、前进——他遇事不甘后人，他独树一帜后，在营业上和商务竞争剧烈。商务本以教科书起家，其后出版范围渐广，伯鸿先生都不肯放过：商务印行《四部丛刊》，中华便辑印《四部备要》；商务编印《辞源》，中华就出版《辞海》……三、专一——先生三十一年来，主持中华书局，一心一志，不他务他求。他外间应酬极少。从前外交部请他做官，也被婉谢。我国商场：‘同行如敌国’。商务和中华，在某时期也不免此种现象；但经过剧烈的正当竞争后，彼此认识因之较深，渐转而为精诚的合作。在后几年间，我对于先生之诚恳态度的认识，也正如在以前对他所持的怀疑态度，简直是一样的程度。”这样的评语可谓是英雄惜英雄。
要说陆费逵和王云五根本的不同，恐怕在于对待政治的态度上。王云五离开商务印书馆后，积极投身国民政府，一度担任财政部长；陆费逵则不愿参与政治，一心要办好中华书局。他曾有多次机会投身政坛，但都一一谢绝。他认为书业和国家文化前途关系密切，他说：“我们希望国家社会进步，不能不希望教育进步，我们希望教育进步，不能不希望书业进步。我们书业虽然是较小的行业，但是与国家社会的关系，却比任何行业都大。”
不想在政坛上发展，并不表明他没有政治思想。相反，他政治思想浓厚，也正因为此，对现实更为不满。1938年，陆费逵因推辞不掉，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于是提出了一些教育出版方面的提案。在担任参政员期间，陆费逵应中共董必武的请求，在香港和上海等地调拨一批图书，赠送延安正在筹建的中山图书馆，以支持解放区的文化事业。他还应周恩来之请，派人运了一批文具到延安。
1941年7月，陆费逵开完参政会后，从重庆回到香港。不料7月9日就因心脏病突发而撒手人寰，年仅56岁。盛年之时突然离世，让文化界一片唏嘘。
陆费逵辞世后的几十年里，中华书局命运多舛。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从上海搬到北京，合并到财政经济出版社。此后，书局重返古籍出版的路子，在《资治通鉴》、《永乐大典》、《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一系列古籍校点编辑的背后，是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周扬、吴晗等人的名字，国家最高领导人与文化最高层面的主导者参与其中，也显示了当时中华书局地位的特殊性。
曾经的中华书局，会聚了名家、名著、名编辑，谁要是在中华书局出了一本书，那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情。如今，中华书局已经走过百年风雨。百年的书局，正是百年的中国文化在历史环境下的一个投影。中华书局是否还能像从前那样，散发着知识的光芒，这是每一个关心它的人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