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造就英雄。民国成立前后，多位出版家名扬文化界。这是出版作为一个专门的行业首登历史舞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人生抉择。其中，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王云五和中华书局的陆费逵就是突出代表。
张元济比陆费逵大19岁，却晚他18年去世，可谓长寿。在投身出版的前一年，张元济曾写信给盛宣怀说：“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需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即可立于地球之上。否则未有不为人奴，不就消灭者也。”历经沧桑的张元济从戊戌变法一路走来，是个典型的立宪派，他对教育之于国民的重要性感触是很深的，要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命运，没有国民整体文化素质的提升，必然是一句空话。他曾经主持过通艺学堂，不过几经坎坷，他看到学堂只能培养少数的精英，而文化出版却可以惠及更多的民众，这成为他投身出版的重要原因。主持商务印书馆后，张元济在大众教育普及、古典文化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也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版新式教科书的人。
对于陆费逵而言，张元济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伯乐。正是因为有张元济，陆费逵才得以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并于1909年创办《教育杂志》。作为一个把“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作为自身目标的人，张元济对《教育杂志》寄予厚望，他甚至认为商务印书馆应该多办杂志，以启迪民智。1910年，他在环球考察期间曾给同人高梦旦写信，说到教育杂志“亟宜全力经营”，对于杂志“鄙意似可多办”。张元济眼光独到，他选陆费逵来做《教育杂志》没有错，因为无论是工作能力还是人格魅力，陆费逵都足够出色，在这个宝贵的平台上，陆费逵不仅把《教育杂志》办出了社会影响，同时还撰写发表了积极主张教育改革的一系列文章，引起较强烈的反响。
1911年，学部大臣建议在北京召开一个“中央教育会”，目的是汇集全国优秀教育专家的意见。每省派出两名代表与会，期间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其作用是作为学部的顾问，会长是张骞，张元济是副会长。张元济选择带上陆费逵一起前往北京参加这次会议。
中华民国成立的当天，陆费逵创建中华书局，被内业很多人看成对商务印书馆的背叛，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陆费逵继承和发扬了张元济的教育思想。两者相比，张元济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陆费逵身上更多实用主义。中华书局出的杂志几乎全部冠以“中华”二字，比如《大中华》、《新中华》、《中华教育》等，寄寓了陆费逵对中华共和的期盼，也表达了深切的爱国情怀。张元济“从商向儒”，传统文人气息浓厚，而陆费逵可说是文人里的商界精英，他把握商机的能力的确要超过老师，民国刚成立时的教科书策划就是最经典的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