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春天，中国得知了在巴黎协商的和约条款：作为同盟国之间秘密协定的一部分，山东（孔子的出生地）将被割让给日本。中国多年来对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憎恨，因为同盟国背信弃义事迹的败露而被触发。1919年的5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有大约三千名学生举行了一场群众示威活动，要求政府拒绝接受和约条款。他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还我山东！”“抵制日货！”
第二天，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加入了当地的示威行列，广泛的抗议工潮也随之形成。爱国主义的浪潮就此袭卷全国，数以千计的工人碰面讨论抵制日货事宜。6月5日这天，上海大约有两万名工人号召罢工，这事件波及许多企业，日本人拥有的一些棉纺厂也跟着遭殃。
老爷暂时关闭了上海的几家店铺，待在硖石家中阅读报上的报导。学生和工人最终赢得了斗争的胜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同时表示中国不接受这项和约。
从欧洲回来的二哥对示威活动的成果感到兴奋。后来他问我：“徐志摩来信要你去了没有？”
我摇摇头。
他说：“他这么久没写信给你.定是出了什么岔子。”
二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大概一年以前徐志摩对我说过一些话，那时我还没怀孕。他说，全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愈发屈从于旧习俗。他好像关在笼里的动物那样踱来踱去，说他要向这些使他无法依循自己真实感受的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我记得我虽然对他这番说辞感到吃惊，可是我既不担心，也不懊恼。我小时候听说过的离婚事件只有在女人失贞、善妒，或没有好好侍奉婆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当然，这些事情我都没做过。我还听说，女人离婚是件丢脸的事，娘家会不想让她回去，所以她只有三个选择：卖娼、出家和自尽。我不相信徐志摩会逼我走上这几条路，我了解他的背景和家庭。
所以，我既没有仔细听他说什么，也没把他的话当真。我以为他只是准备去西方了，所以假装表现得很西化。
可是，听二哥这么一说，徐志摩的话又在我耳畔响起。看到一波接一波的学生示威活动，我明白徐志摩说的没错：一场推翻传统的运动正横扫全国。我以为徐志摩没有写信给我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他不认为我想去西方，再者就是他不能把我这“乡下土包子”带出国。
我从不敢问公婆我能不能到海外去，二哥就说他会帮我问问老爷。老爷到上海谈生意的时候，二哥经常与他碰面。在他们接下来一次碰头的时候，二哥就说：“如果徐志摩继续在国外读书，而幼仪留在硖石的话，他们两人的心就要愈分愈开了。”
老爷回答：“她要跟老太太做伴，还得照顾娃娃。”
徐家人非常保守，所以不想让我到海外。他们认为我应该待在家里，信奉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当然，他们这么想有一定的理由：一个啥事不懂、又啥事也不想知道的女子，比起时时在求知、老想知道更多事情的女子好管太多了。可是这是过时的观念了。他们并不明白，如果我晓得一些事情的话，对他们的孙子会更有好处。如果我读些书的话，就可以将所学传授给我的小孩，做个更称职的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