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告诉过我：“到徐家后绝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所以我并没有反抗公婆的做法。但我现在才发现，我为了讨好公婆放弃了一切，包括出门、求学，甚至育子。我很庆幸我儿子和儿媳妇现在住我附近，而且我们可以时常见面。可是在阿欢生命里的头七年，我没有按照一个母亲应当的做法给予阿欢照顾。
阿欢出世百日那天，有个用人在他面前摆了个盘子，里面装着一把量身尺、一个小算盘、一支徐志摩的毛笔，还有一些铜板。我们围在阿欢身边，看他第一个会抓起哪样东西，从而预想他日后的方向。起先，阿欢好奇地盯着整个盘子，他的眼睛几乎还分不清什么是什么。然后，他瞪着算盘（商人算账的工具）发呆，又瞧了瞧那把裁缝师用的量身尺。最后，他的目光盯住盘子正中的一样东西，着迷了一会儿，就伸手去抓。那是徐志摩的毛笔。
多聪明的男孩子啊！我感到很自豪。他刚才的举动意味着他以后要成为一个读书人，就像徐志摩和我的兄弟们一样。
老爷突然兴奋地把阿欢腾空举着荡来荡去说：“又一个读书人！我们家孙子将来要用铁笔廖！”他引用重要政府文告里常用的一句话，对老太太夸口说：“铁笔不改。”他的意思是希望阿欢有朝一日会撰写政府律令。
几个月后，也就是1918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又庆祝了一番。二哥自德国归来以后，在上海办了一份独立的报纸；1919年，他与梁启超等人打算组成非正式代表团开赴巴黎，为和会做些工作。我正好回娘家探望父母，所以在二哥行前不久见到了他。
二哥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到西方与徐志摩团圆呀？”
我听了诧异地看着二哥。徐志摩去美国已经半年了，我从没想过要与他团聚，因为我以为我的责任就是和公婆待在一起。
“你已经对徐家尽到责任了，”二哥这么说，好像他听到了我的想法似的，“现在你应该跟丈夫在一起，甚至可以到西方求学。”
像新式女子那样到西方求学？像徐志摩和我哥哥一样学习外文？这意见引起了我的兴趣。然后我想到了公婆。徐家会让我去美国吗？他们会替我付学费吗？于是我告诉二哥，只有在徐志摩来信要我去的情况下，徐家才可能让我去，因为他们不会拒绝儿子。
二哥向我打包票说：“徐志摩会来信要你去的，他会希望你了解西方。”
二哥和徐志摩是挚友，所以我相信他说的话，而且兴奋地怀着憧憬，回到硖石。我嫁到徐家差不多四年了，而徐志摩放假时我和他共处的时间，加起来大概只有四个月。我渴望能像眼哥哥弟弟聊天那样，和徐志摩交谈；我想帮他忙，助他得到成功与荣誉。有一次，我幻想我们像伙伴一样待在简朴的家中，他正研究学问，我准备两人的饭食。还有一次，我幻想自己穿着西服，抱着书本，和徐志摩并肩走去上课，就像以前我和大姐在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一样。
现在，每次家人朗读徐志摩的家书时，我就等着听他在结尾提到我的部分。他的来信上头收信人总是写着父母的大名，在信尾才问起我和阿欢的近况。这是很孝顺的做法，因为夫妻在公婆面前应当保持距离。有一回，徐志摩要求我整天跟着阿欢四处转，然后写下他说的或他做的每件事情。还有一回，他要求看看阿欢的画和他刚开始学写的毛笔字。可他还是没有来信要我们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