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在您的片子里看到点点滴滴，看到对美国的反思，还有不服气，是有吧？
李安：对，这是自然的成长。不管从电影，还是从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各方面塑造起来的美国精神，力量都是很强的。二战以后它的软实力非常强，流行文化的影响很大，有过一个文明的高峰时期，这个没有什么好讲的，当然它的国力也很强。凭良心讲，美国也需要这个东西，需要全世界对美国的想象，但它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好，还不到那个层次，美国人也是人。我有我的观察，我觉得不管是对世界还是对美国都应该有一个回馈，就放一点在电影里，这个东西很值得检讨。
问：您总说，23岁到美国，您已经定型了。您又说，《易经》里告诉人们，世上不易的东西是变。入行10年，拍片25年，您在美国待了也快40年了。能不能说说这40年里，您的什么在变，什么没有变？
李安：一直在变。我这么讲不晓得有没有矛盾，有些东西我希望它是不变的，为了保持那个不变，我要一直变，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变，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比如人际关系，跟太太、孩子的关系。孩子一直在长大，从2岁长到20岁，你必须要变，但你爱他的心、对他的感觉是不变的。我跟太太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一直在变，她也在变，我们两个的关系要维持不变就必须要做调整。我跟工作人员的关系，比如说我跟我的剪辑师，从第一部电影（《推手》）到现在，关系一直在调整，变了很多，其实也就是希望跟以前一样。
问：蒂姆是吧？
李安：蒂姆·斯奎尔思。比如说，这个世界越来越不可爱，但我还是愿意相信它的可爱，不变的是那种初衷，那种赤子之心。对电影，我希望能够保持像初恋一样，就是小时候第一次对它动心的那种感觉——电影导演原来可以干这个事情，不光是娱乐大众，不光是起承转合讲个故事，还有些东西可以表达，是很特别的，言语没有办法形容的，是你个性里面很奇怪的一些东西，你也不太好意思讲，假装透过这个剧情，好像你的私密表现出来了，也不会那么直白，这就是所谓艺术吧，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当然实际上那个套路我越来越熟，不可能总是初恋，所以我要一直寻找新的题材，寻找不懂的东西，把我放在一个边缘上面，让自己有一种害怕的感觉，这种新鲜感、刺激感才能让我保持对它的纯真不变。新鲜感对我蛮重要的，没有新鲜感就不太有滋味，没有感觉自己还活着。
问：您身上23岁之前定了型的东西，是一种蛮强的根性，它让我对那个传统，对那时候从大陆到台湾去的一批读书人很好奇。比如说“中研院”的王汎森院士，他爸爸是小学校长，也是教子有方那种。您父亲是中学校长，电影里看到他写的书法，《色戒》里易先生用的桌子据说是按照他用过的款式去找的，我对他们带过去的那种文脉非常好奇，您能不能讲讲他教书育人的理念，他的藏书，平常到你们家来的那些叔叔伯伯……他在基因上、精神上跟您的牵连，我都想听。
李安：我父亲是个严肃、传统的人，他是蛮典型的五四运动之后中国出现的年轻一代，对过去的传统有守旧的一部分，也在西化中吸收到一些新的东西。他们那一代真心希望中国能够现代化，能够强大，不要再受列强的侵略。当然他是跟国民党受新生活的教育：年轻人要有朝气，要有思想，以天下为己任。他是长子，所以他身上没有真正属于孩童的气息，一直是很成熟、很严肃的。
问：他很年轻时就做过县长是吧？
李安：对，他在江西虚报年纪，28岁就做了县长，抗战的时候也去过大后方，然后做县长，给国民党做事。他家里是地主，有地，也做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