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安 我的变与常(1)

问:我到过屏东,对那里的自然环境有印象。

李安:我是在屏东出生的,我爸爸妈妈是在那里结婚的。可是我不记得了,我七个月就离开屏东到了花莲,10岁以前在花莲长大,后来到台南,一直到现在。

问:那是个什么样的环境,半乡村半城市?

李安:花莲是台湾东岸的一个城市。东岸是山,峭壁接海,它就在山跟海中间那个小小的半平不平的地方,依山傍海的,很有情调,我觉得它是台湾最美丽的一个地方。我是在那边度过童年最快乐的时光的。后来就到了台南,台南就很不一样。

问:怎么不一样呢?

李安:那是个大地方,花莲是一个小城市。因为中央山脉的阻隔,所以台湾东部开发得慢,一直到现在还是一样,西部、北部就比较现代化。那个时候到花莲的横贯公路很难走,从台北走北一公路,还有一个苏花公路,很险峻,悬崖峭壁的一条路。再不然就坐飞机,以前人们很少坐飞机,所以花莲一直有一点与世隔绝、独善而居的感觉,很淳朴。台南是台湾最早开发的地方,叫府城,类似首都。其实在日本人来以前,台北变为一个中心以前,最古典、最先进的都是在府城。

问:您看那些法国新浪潮、意大利电影时,都是在台南吗?

李安:那时候我已经到台北念书了。我小时候很喜欢看电影,都是比较通俗的。

问:《梁山伯与祝英台》?(李安曾对外媒详细描述过这部由已故香港导演李翰祥执导、由乐蒂和凌波主演的黄梅调影片:当时他9岁,第一次看便哭得不能自已,以致影院里好多人循声来看是谁哭得这般凄惨。他后来可以把整套电影的歌曲和对白背诵出来。他父母也是一看再看。“我记得他们第三次去看这部电影时,正刮着台风,但他们仍顶着风去看。”)

李安:港台、好莱坞的电影,偶尔看到艺术片也不太晓得,只觉得这个片子很奇怪。后来到台北阴错阳差地上了艺术专科学校,才明白自己对这方面的喜爱,才有机会看艺术电影。

问:看伯格曼的作品也是在台北?

李安:对,到台北的第二年才开始。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影带、DVD什么的很常见,那还是胶片放映的年代,只有电影俱乐部。台湾以前没有什么艺术电影,那些片子阴错阳差地进来,电影发烧友就会组织电影俱乐部。我十几岁离开高中以后才知道这些事情,看过以后就这样改变了。

问:就掉进去了。

李安:开始开窍了。台湾和香港的电影其实是一种好莱坞次文化,就是学人家拍。大陆电影是从上海开始的,有那么一点点的老底子,从香港、台湾搬了一些器材去。刚开始都蛮简单,学拍通俗剧,也有一些写实剧,基本上还是因陋就简的。

问:您回过(江西)德安吗?

李安:还没有,我弟弟陪我爸爸回去过。我爸爸妈妈是逃到台湾的,刚到时是很苦的。因为台湾那时候刚刚脱离日本的统治,日本治理了50年,它有它的习惯,所以国民政府到那边以后不是那么融洽。我等于也是在两种文化里面,日本式的台湾文化和中原文化。我们算是外省人,以中原文化的传承人自居,父母他们觉得任重道远,所以在我们身上加了很重的中原文化的东西。我想他们对家园的怀念也是美化过的,不是很真切,就是一个更梦想化的地方,还有中国的历史,它在我的脑海里面一直是最美的。

问:所以,您对中原文化的认知里有很多想象。

李安:我没有直接见到,就是在脑海里形成的别人传授的想象。其实对美国的想象也是有的。那时候看好莱坞电影很憧憬,想象那是一个理想的国度,人都很漂亮,衣服也穿得很漂亮,心胸很开阔,建筑很宏大,不晓得那是电影。那是冷战时期,也是美国电影的黄金时代,所以我对美国的想象就像台湾人对日本人的想象,台湾的外省人对中原的想象。当我到了美国以后,认识就比较清楚了,它也不是那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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