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爷爷念过书吗？
李安：爷爷是做生意的，做得很成功。我听父亲说，他有一次被一个县官欺负了，就说钱赚那么多有什么用，一定要送孩子去洋学堂。我们老家德安是个小县城，他把孩子送出去念书，送到大城市。我父亲是南昌一中毕业的，后来读政治大学政治系，他在台湾是很有名的校长，很受人爱戴。台南一中是很好的学校，我也是那个学校毕业的，但没有考上大学。虽然他办教育办得很好，但我觉得他其实是很好的行政人才。国民党带到台湾的，有部队，另外就是像他这种比较精英的行政人才。我觉得这些人才为台湾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我父亲是其中的一部分。现代人都把自己放在前面，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会把国家、社会的建设，包括对孩子的教育放在比自己重要的位置上，跟现代人不太一样。我很怀念他那个年代，虽然有时候他们有点古板，虽然国民党在台湾也有它的问题，但基本上他们这些行政人员是非常肯付出的，他们比较有理想。
问：一批士子。
李安：就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那种清廉，那种气节，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从前读书人不是很多，读过点书的人就有一种责任感，跟庶民不太一样，说白了就是士大夫观念。他们也希望小孩子读书，有气节，对忠孝节义那套东西看得很重。不如意的时候，道家的、佛家的思想都进来了，得意的时候非常谦卑，儒家那套东西就起来了，大概是这样。但是他们到了台湾需要适应，他们很想念家乡，台湾在日本人治下有它的一套，本省人跟外省人刚开始也有一些格格不入，所以我父亲那一辈基本上都有比较重的忧患意识。我在电影里面很喜欢讲他，因为电影要讲戏剧性、讲冲突。父亲给我的压力挺大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我的联想力很强，所谓的胡思乱想。
问：看叶子能看好久是吧？
李安：我是属于创作型的人，我没法定下来去盯着一页书看，会想出去，思想挺飞跃的。大概很多创作型的人都这样，喜欢沉浸在想象里面，在学习上的专注力是比较差的。
问：比较容易神游。
李安：意识流比较强，读书不专心。我总觉得愧对父亲，对于他代表的中原文化流落到台湾以后要怎么延续，他有很深的责任感，这个也传给了我。虽然我是在台湾成长的，可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还是有一些责任感，其实都是从他那里来的。23岁以前定了型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不去想它，它也跑不掉。
问：已经在骨头里、血液里了。
李安：小时候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灌输给我的那个传统的中国一直没有变，好像是一场春秋大梦。但到美国美国在变，回台湾台湾在变，回大陆大陆在变，现在的上海也不是从前那回事了。所以我一直会回到电影的世界，我不晓得哪个世界是比较真实的，难讲。
问：所以那个中原文化不只是“四书五经”。
李安：不止。“四书五经”当然有，但有的时候言教不如身教。父母、师长、朋友，大家行为的准则，怎样进退应对，怎样自持，怎样律己，怎样待人，这些东西更加根深蒂固。它塑造了一个人行为的模式、心理的素质，还有内心的秩序，然后延展到一个社会的秩序，这个东西不限于书本。现在我的儿子在台湾学中文，光念书他不能体会，生活在其中就有体会了。
问：在为人处世、进退自持方面，您像父亲吗？
李安：非常像，越来越像。我这个人骨子里面有点拘束，比较老派，拍电影也有一点反映，不过还好拍电影的时候手法还可以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