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李安 我的变与常(3)

问:爷爷念过书吗?

李安:爷爷是做生意的,做得很成功。我听父亲说,他有一次被一个县官欺负了,就说钱赚那么多有什么用,一定要送孩子去洋学堂。我们老家德安是个小县城,他把孩子送出去念书,送到大城市。我父亲是南昌一中毕业的,后来读政治大学政治系,他在台湾是很有名的校长,很受人爱戴。台南一中是很好的学校,我也是那个学校毕业的,但没有考上大学。虽然他办教育办得很好,但我觉得他其实是很好的行政人才。国民党带到台湾的,有部队,另外就是像他这种比较精英的行政人才。我觉得这些人才为台湾奠定了一个不错的基础,我父亲是其中的一部分。现代人都把自己放在前面,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会把国家、社会的建设,包括对孩子的教育放在比自己重要的位置上,跟现代人不太一样。我很怀念他那个年代,虽然有时候他们有点古板,虽然国民党在台湾也有它的问题,但基本上他们这些行政人员是非常肯付出的,他们比较有理想。

问:一批士子。

李安:就是中国传统读书人的那种清廉,那种气节,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从前读书人不是很多,读过点书的人就有一种责任感,跟庶民不太一样,说白了就是士大夫观念。他们也希望小孩子读书,有气节,对忠孝节义那套东西看得很重。不如意的时候,道家的、佛家的思想都进来了,得意的时候非常谦卑,儒家那套东西就起来了,大概是这样。但是他们到了台湾需要适应,他们很想念家乡,台湾在日本人治下有它的一套,本省人跟外省人刚开始也有一些格格不入,所以我父亲那一辈基本上都有比较重的忧患意识。我在电影里面很喜欢讲他,因为电影要讲戏剧性、讲冲突。父亲给我的压力挺大的,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我的联想力很强,所谓的胡思乱想。

问:看叶子能看好久是吧?

李安:我是属于创作型的人,我没法定下来去盯着一页书看,会想出去,思想挺飞跃的。大概很多创作型的人都这样,喜欢沉浸在想象里面,在学习上的专注力是比较差的。

问:比较容易神游。

李安:意识流比较强,读书不专心。我总觉得愧对父亲,对于他代表的中原文化流落到台湾以后要怎么延续,他有很深的责任感,这个也传给了我。虽然我是在台湾成长的,可是对中国文化的传承还是有一些责任感,其实都是从他那里来的。23岁以前定了型的就是这些东西,我不去想它,它也跑不掉。

问:已经在骨头里、血液里了。

李安:小时候不管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灌输给我的那个传统的中国一直没有变,好像是一场春秋大梦。但到美国美国在变,回台湾台湾在变,回大陆大陆在变,现在的上海也不是从前那回事了。所以我一直会回到电影的世界,我不晓得哪个世界是比较真实的,难讲。

问:所以那个中原文化不只是“四书五经”。

李安:不止。“四书五经”当然有,但有的时候言教不如身教。父母、师长、朋友,大家行为的准则,怎样进退应对,怎样自持,怎样律己,怎样待人,这些东西更加根深蒂固。它塑造了一个人行为的模式、心理的素质,还有内心的秩序,然后延展到一个社会的秩序,这个东西不限于书本。现在我的儿子在台湾学中文,光念书他不能体会,生活在其中就有体会了。

问:在为人处世、进退自持方面,您像父亲吗?

李安:非常像,越来越像。我这个人骨子里面有点拘束,比较老派,拍电影也有一点反映,不过还好拍电影的时候手法还可以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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