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这番道理，我连连点头，虽然母亲的头头是道并没有说服我，但从此我至少喜欢上自己的名字，觉得好像在呼啦啦飘扬着的旗帜中，唯有我这一面旗帜的颜色和式样与众不同。
阿娜接着问我的母亲是不是局教育处的，某处长是不是我妈妈？
我注意到她的笑容比昨天下午初遇时多了几分亲切。我猜她是误会了，一定是误会了，真恨不得把这一刻无限地延长下去。我微红着脸说不是。我还从没有为自己的父母感到寒碜过。那是过去，在我们那平民化的小城里，虽然我对父母有诸多不满，但母亲在我心目中还是很有分量的。此刻我却感到沉默的重量，大家都看着我。因为阿娜，她那么郑重地走过来，只为问我这个问题，回答她像是一种不可推卸的义务。
我挺直了背，告诉她，我家不在成都。脸大概更红了一些。奇怪的是，我居然不想告诉她，我母亲不过是一家工厂的普通职员，虽然在家乡，那也是一家颇风光的大企业。
她又问我是初中还是高中？我如实奉告，声音更低了下去。
“哦，初中。”她轻轻地说，仅吐出三个字，仿佛每一个字就是一枚金币似的。不对，是三片轻飘飘的羽毛，她只用嘴那么轻轻一吹，那三个字就不知去向了。
“再见。”她说。笑容还留在我们眼前，人已经转身离去了。同那边等着的喻晓彤会合，那一位甚至连眼睛都不朝我们这边瞄。
在我们的目光中，两位高挑的少女说笑着走出了食堂。
天，我怎么也做不到她们那样从容啊！我们几个则被晾在这里，晾在一片炝白菜的气味中，胳膊肘搁在一片狼藉的饭桌上，筷子举起，半天落不下去。又好久，孙玲才将视线从大门口收回来。
就这样，我不仅认识了阿娜，并且永远记住了她。后来发现，她长得有点像西方油画中的女子，几分高贵，几分恬静。
厂房建在山脚下的山洼里。我们厂属于半研究半生产性质的单位，老职工们戏称“四不像”，搞的是矿藏机械的设计和试制。
我被分在试制车间当铣工。
这“铣”字，过去我连见也没见过。跟车工比较类似，但比车工更精细，技术性更强。师傅说那是领导对我的信任。我有些兴奋了。不仅我，在矿区集训时，谁不热血沸腾呢？誓为“三百亿川气出川”工程献青春呀！想想，清一色的十七八岁的中学毕业生，一样的满脸稚气。——那稚气简直可以用馒头蘸来吃，一样的傻不棱登的簇新蓝色工作服，黄色翻毛大头皮鞋，个个新鲜得像刚出炉的面包。我们五六十个“新鲜人”给红村带来了青春、欢笑和响声。
铣工不仅要学会开机床，切削各种精密的金属元件，还要学会看图纸，甚至制图。光是度量工具就好多种。游标卡尺什么的，是以微米为单位的。你不是爱学习吗？要学的东西多着哩！我目不转睛地瞪眼望着我的师傅，女师傅，仿佛她是一尊佛像，让我崇拜。
机床可不是好玩的，搞不好你可能就被削掉一两根手指头。事实上，师傅果真伸出左手，赫然只见四根半——食指只剩下了一半。
——甚至整个头皮都被绞掉。师傅继续说道。
望着师傅白皙而粗糙的小手，看着她掌心上蛛网似的小槽槽，我的头皮不由得被绞了似的一紧。以后我也会成这样吗？有一双劳动人民的手？但我要让我的十个手指头好好的，我甩了甩两把“小刷子”——头发倒可以剪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