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辈有一个疑问：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已经出版，当时美国《读者文摘》曾专门介绍过，潘光旦先生还把它介绍到了国内。您那时正在重庆为筹办《客观》杂志忙碌，不知是否得读哈耶克的大著？以您早年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倾心，错过了哈耶克而执意于拉斯基，可能在冥冥之中为您后来的命运埋藏了不幸的种子。当时吴恩裕先生也在重庆，他是拉斯基的入门弟子，你们时相过从，您在《客观》上连载了他的《拉斯基教授从学记》，可见那时你们对拉斯基学说一往情深。
1946年秋天，抗战胜利后，您满怀信心回沪创办《观察》周刊，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您发表拉斯基文章最多，而没有注意到哈耶克的思想。
后辈的另一个疑问是：您创办《观察》周刊的时候，多次给胡适写信，让他为《观察》撰稿，但胡先生始终没有给《观察》写一篇正式文章，只是有一次更正了费孝通先生文章中的一处笔误。当时您想过没有，为什么胡适先生不给《观察》文章？当时他是有文章的，但都给了《独立时评》。是不是适之先生对您编辑《观察》周刊的基本思路有看法？在一个混乱的时代，您对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权是否批评太过激烈而没有想到这种行为可能有亲痛仇快的效果？
1947年，您发表了《中国的政局》，此文现在已是一篇经典文献，你对当时政局的判断那么清晰，并明确说明了在一个政权下自由是多少的问题，而在另一个政权下自由是有无的问题，如此清醒的感觉和判断，为何您还要选择对好一点的政权更为不留情面的批判呢？这是否就是适之先生不给《观察》写文章的原因呢？因为适之先生不久说过，“在道义上我始终站在蒋先生一边”。1949年，那时《观察》已被国民党查封，您由上海到北京，在清华和费孝通、潘光旦等朋友判断时局，最后选择留下来，您对这个判断和选择有过反省吗？
丁酉之年，您在《给毛主席周总理提一点意见》的发言中，用了早年罗隆基批评国民党时创造的一个词“党天下”，您的命运从此开始转变，但那篇文章，今天读来还是令人感叹，这篇文章没有过时。丁酉之年的朋友，现在就剩下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和您还没有改正了。有一段时期，还有人在寻求改正，但更有明识之士认为，不改正更易于为历史记忆，这个判断，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安平先生，还记得您的老朋友季羡林先生吗？他小您两岁，2009年去世了。季先生去世后，《观察》时代列在封面上的撰稿人全部去世，一个时代落幕了。30年代中期，您编《文学时代》时，当时季先生正准备去德国留学，后来寄回了《表的喜剧》。您刊发时，把季先生的两封信，也在“编辑后记”中发表了，当时季先生已在德国。您说“我们得恳切地感谢季羡林先生的盛意，他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竟然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个稚嫩的刊物，我们在筹备本刊出版的时候，正是他在筹备去国外的时候……他临走时候说，他到了德国，第一篇文章就给我们，我们真得敬佩这样一位守诺的朋友。”季先生信中有两句话：“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这是他途经苏联时的感想，可他后来还是回到国内服务，而且比您更能适应环境，晚年温家宝总理多次去看望他，可惜他已发不出类似于当年你们通信中那样的感想了。如果有一天，季先生和您相见时，重温当年的感想，回首前尘，不知你们会发出怎样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