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英年：“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事。连诬蔑中国人的《旅顺口》也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并翻译成中文了。”
果戈理：“没有人向我提起《旅顺口》，我不知道这本书。索尔仁尼琴告诉我柯切托夫是拍苏斯洛夫马屁爬上去的。他讲了一件趣闻：每当柯切托夫接苏斯洛夫的电话时，第一句话一定是：‘苏斯洛夫同志，我站着接您的电话。’苏斯洛夫是仅次于勃列日涅夫的大人物，苏联意识形态总管，人称灰衣主教，拍他的马屁自然爬得快。你说柯切托夫的读者比潘费洛夫多得多，我知道什么原因了，是你们的巴金告诉我的。柯切托夫后几部作品是在你们文革前后出版的，那时不让读书，把年轻人赶到乡下。年轻人不读书怎么行？于是他们各显神通，到处找书，找到后互相传阅。柯切托夫的书就是那时读的。柯切托夫的书里有故事，也有点爱情什么的，青年们就读他的书，饮鸩止渴，因为没有别的书可读。中国青年没有接触过优秀的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便把柯切托夫当成俄国和苏联文学的代表，太荒唐了。而潘费洛夫的《磨刀石农庄》是早翻译的，文革前已列入禁止阅读的苏修文学范畴，所以青年们没读过。”
蓝英年：“我与当年的知青谈起过苏联文学，他们很多人知道柯切托夫，却不知道帕乌斯托夫斯基。那时他们在农村里没事干，又没有其它的文娱活动，靠读书打发时间，碰到什么书读什么书，其中就有柯切托夫。后来各奔前程，忙于工作，没有时间读书，而当年读书的印象就留在脑子里。”
果戈理：“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让青年人读书？中国不是学习苏联吗？苏联还让人读书呢。当然，有他们的宣传导向，号召青年人阅读宣传他们政策的书，但其它的书也可以读，比如我的书，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书。”
蓝英年：“后来中国很多书也可以读了，可文革期间外国文学（包括苏联和西方）和中国古典文学被定为封资修文学。还不止文学，也包括其它学科，我不多讲了，您弄不清，不是中国人谁也弄不清。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我请教您第二个问题：谁是您的嫡派传人？包括俄罗斯的和苏联的作家。”
果戈理：“要说嫡派传人一个没有，要说受到我创作影响的人就多了。俄罗斯著名的有陀思妥耶夫斯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和契诃夫，苏联著名的有苔菲、布尔加科夫和左琴科。当然不止这六个人，我不过举例而已。也不是说他们的创作风格跟我一样，完全不是，如果那样就变成模仿了，而他们各有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就连屠格涅夫也受到我的影响，但他的风格与我迥乎不同。影响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么说吧，他们吸收了我的‘创作之魂’。‘创作之魂’听起来有点玄妙，你自己琢磨吧。但他们对我的景仰是我生前所未料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们都是我的小说《外套》孕育出来的，布尔加科夫说愿用我墓碑下的一块石头做他的墓碑，而他太太居然弄了一块。他和我都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我提到的三位苏联作家，除左琴科外，其他两位你们中国人可能不大熟悉，不得不多说几句。布尔加科夫一直受到拉普（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攻击，最卖力的当然是叶尔米洛夫。布尔加科夫写过许多剧本都不能出版、上演，直到他死后二十多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得以出版、上演。他把我的《死魂灵》改编成剧本，在莫斯科艺术剧院上演，一段时间就靠《死魂灵》的演出税过活。他的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与《狗心》都是苏联的优秀作品，从中或许能看到我的《鼻子》的影子。至于苔菲，是苏联时期的作家，但并不是苏联作家。她自己对我说，热爱俄罗斯，但仇恨布尔什维克。确实如此。十月革命，现在中学教科书又改为十月政变了，不管叫革命还是政变吧，反正1917年以后苔菲逃到法国，这才是流亡呢，与我到意大利完全不同。苔菲是聪明的女作家，善于捕捉人性可笑之处。1917年以前她在俄国已经闻名遐迩了，从王公大臣到邮差摊贩，没有不读她的书的，连沙皇尼古拉二世都爱读她的小说。她在国外写了很多短篇小说，是侨民作家当中最出色的，引起另一个侨民女诗人吉皮乌斯的嫉妒，向我说了她的很多坏话。吉皮乌斯是个平庸的作家，怎能同苔菲比。就文学成就而言，也比不上她丈夫梅列日科夫斯基。梅列日科夫斯基写过一部《果戈理与小鬼》，当然少不了胡说八道，但还是赞扬我。你读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