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浸在悲观的情绪里是做不成事的，我和主创的几位老师们商量之后，果断和团队中两个导演解除了合同，另外聘请了三个导演。在进入正式拍摄前，我重新召开策划会议，推翻了前面所有的思路，将五集片子变为六集，每集三个人，重新联系主人公，并重新安排导演。
正式拍摄应该就很顺利了吧？我也觉得可以很顺利，两个月拍完然后进入后期是我们订下的计划。但计划是一定赶不上变化的，既要配合主人公的时间，还要确保拍摄人员的时间能搭上。还有天气原因，到了夏天，飞机延误是每个摄制组都经历过的事情。我们有一个摄制组大老远跑到广州拍做滑翔伞教练的阿布来提·买买提的故事，正好阿布买了台新的动力滑翔伞，还没开始组装，摄制组激动地表示一定要拍下来，没想到新买的机器的一个非常小的零件是坏的，我们只好跳过这个环节，直接去茂名拍摄飞伞的镜头。我每天都能收到导演比前一天更绝望一点的短信：“今天风向不对，又没飞成。”只能安排拍摄了阿布一些的别的活动，最后等了五天，愣是没等来风。摄制组有下一个要赶去拍摄的地方，无奈之下只好离开，打算之后再安排补拍。没想到，摄制组离开的第二天，风就来了。
像这样天时、地利都差一点儿的插曲真是不少，但对一个团队来说，最重要的是“人和”。经历了“导演风波”之后，我在和团队的沟通上更加小心了。越是这样小心，我的压力越大，越想要逃避。逃避其实是人的一种本能，与其说是压力太大，不如说是自己对自己能力的一种怀疑，问题出现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我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这个感觉，我原本是希望让每个导演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创意，但事实上这样根本行不通，必须严格以我自己的风格为主，而且必须严格监督所有计划的实施情况。
在紧张的拍摄期间，《我从新疆来》这本书在2015年也开始了维吾尔语版及其他新疆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在外文局新世界出版社的推动下，英文、日文、法文等外文版本也陆续发行。其实我跟很多人一样，一直以为把《我从新疆来》这本书翻译成外文是一种外宣的需要，只是想让这本书成为海外的人了解中国的一种方式，我甚至没想过会有多少人想看这本书。当然，如果这本书有外宣的作用，我也觉得是附加值。
《我从新疆来》英文版发行后，在一个华人朋友的推荐下，我得到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参加他的基金会举办的中美文化交流活动。在准备的过程中，得知我会去亚特兰大参加这个活动的朋友又帮我联系了当地的常春藤学校埃默里大学，争取了一次在校内做交流活动的机会。六月下旬我就出发了，先是参加了卡特基金的活动，向卡特先生赠送了《我从新疆来》英文精装版和一顶维吾尔花帽，活动之余又完成了在埃默里大学的交流。因为这次交流活动的成功，全美其他常春藤学校也通过埃默里大学的中国学生会联系到我，希望我也能在他们的学校做一次交流。这个交流安排在了九月。第一场活动的公告发出后，又有三所大学联系我，表示希望做一次交流。最终，在二十四天内，我在哈佛、斯坦福、纽约大学等十二所大学完成了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