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采访、拍摄几百个人，还是编著一本书，更多的时候是我自己单打独斗，用自己的创意，自己思考，自己安排时间和步骤。拍摄纪录片《我从新疆来》时，我第一次承担了总策划、总导演和总制片人三项重任，要知道一年前我还只是个掌机的摄像！我请来王蒙先生和师爷陈晓卿做顾问，还在朋友的介绍下找到新疆籍导演和演员陈建斌来做艺术指导。按照我之前的想法，纪录片一共五集，还要单独拍一个纪录长片。拍摄中全部起用年轻导演，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按照电影的拍摄手法来做，聘用费也要比一般导演的费用要高一点，出去拍摄的条件也一定要比过去好一些，设备用电影级别的，纪录长片还要有冲击国际大奖的准备。我在第一次策划会召开的时候说了自己的想法，说得自己热血沸腾，大家纷纷献言献策，踌躇满志，信心十足。两个星期后，五个组同时向北京、上海、广州、福州等地进军，开始了一个月的试机和前期拍摄的工作。
我们要求每个摄制组出去拍摄之前都要交一份拍摄计划，以求每个导演对具体要拍摄的内容心中有数、脑中有谱。人都还没走呢，拖延交稿子、交出来的内容完全没谱等各种各样的情况接踵而来。找钱特别难，但花钱非常简单。开机之后，钱像水一样流走，几乎每走一步都是一笔费用的支出，这都是我之前做摄影师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的事情。再加上前期素材拍摄回来之后，从导演到摄像都发现了很多问题，还有主人公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再配合拍摄，需要换人。虽然这就是前期采访去试机的目的，但也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是不是因为我能力不足，所以选错了人？是不是我就没办法掌控这件事？
两年前，我是个只要完成自己的拍摄任务就可以回家休息的摄像，我不知道每次出差要花多少钱，不知道租机器要花多少钱，不知道人员劳务每天要花多少钱。每次出去拍摄，就算条件不好，团队里的每个人都一定是以拍出好画面为重，以自己热爱的工作为重，从来不会怠慢自己掌的这个镜头。直到我自己做上制片人，做上导演，我才明白掌控一个纪录片有多难。我要面对的是更加现实的社会，是更加现实的各种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还有想法，难免会碰到只想混日子的人。
我从小就是个喜欢当老大、做大哥的人，当年做石头贩子时的那股子黑帮劲儿在我骨子里刻下了很深的痕迹。我一直把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当成每个参与进来的人都愿意而且主动一起做的事情，我也相信团队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我一直想象着大家都满怀诚意，一心想一起做好一件事的那种大团结的团队工作景象，从没有想过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和我一样，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无私无欲的勇士，每个人在利益面前都会有私心，而且，恐怕这世界上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是这样的。我并不认为我对团队的每一个人充满信任是错，这个社会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但做事的时候更需要严谨的态度和严格的程序，这是对自己，也是对团队最大的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