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转折点都会在你坚持的下一秒出现，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给我增添了极大的信心，让我坐上了火箭——我得到了和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会面的机会。2014年12月9日，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俞主席会见了我和书中其他几位在京主人公，他见到我之后，握着我的手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也是不容易，书其实还可以写得更真实一些。”我开玩笑般地跟他说：“这书要是写得再直白点儿，就出不来了。”俞主席还说，他已经向各个省市的一把手都推荐了这本书。我也直言不讳地向俞主席说明了我做这本书的初衷，以及这些年新疆人在其他省市工作生活时遇到的种种，如酒店拒绝入住、警察特殊安检等问题，俞主席非常耐心地听取了我们每个人的意见和建议，并告诉我们这些问题是需要大家一起去面对和解决的。我还向俞主席表达了正在筹备纪录片《我从新疆来》，并且准备制作一版样片的想法，他说希望我能尽快完成这部纪录片，他会非常期待。有了俞主席的支持，我更有自信把这件事做到底了。
幸运的是，在我第一次来北京时接待我的王艳宇老师的公司主动接下了这部纪录片的制作工作，并愿意做先期的投入帮我完成样片。我找到干娘李晓东做导演，找到师父王路做摄像，找到了录音大师杜晓辉，都是以前一起工作的老师们。我们组成一个团队，我又重新回到摄影助理的状态，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个制片人的重担，而且是要花自己腰包里的钱了。我们迅速出发开始了拍摄，以帕尔哈提、艾力克大叔、茹仙古丽这三个不同环境、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为主人公，奔赴北京、乌鲁木齐和吉木萨县三地，用了两周的时间完成了样片的拍摄。回到北京，王老师又帮我介绍了资深的剪辑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样片的制作。
这期间，我也各处联系着有投资可能的对象，因为俞主席和我会面的消息在新闻联播的播出，主动联系我的人也有不少。其中有一个民营企业的大老板，开口就说要投资一千万，远远超过我所需要的资金，我美得不行，乐呵呵地就去跟老板见面了。见面后聊得也非常好，就在我以为胜利在望时，这个老板提出了一个让我直接止步的要求，他说：“你看你能不能安排这样一个故事，让你书中的一个在五百强工作的主人公因为对自己的公司不满然后辞职，到我公司来上班。这样你也可以拍下我公司的环境，采访一下我，你看我也是非常支持少数民族员工在内地工作的。”我静静听他说完，回道：“我很欣赏您的编剧能力，您看，要不等我下次想拍电影的时候，咱们再聊这个事儿吧。但就算我拍电影，我可能也不会这么编故事。谢谢您对我纪录片的支持。”说完我就跟他告辞了。
回家的路上，我努力平复自己心中的愤怒和憋屈，或许是因为现实的讽刺和残酷，或许是因为每天都在为如何找到资金而奔波，我身心疲惫。我知道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我也希望能花钱买一份有营养价值的美食，送给这个社会。
也许是功夫终归不会负了有心且有计划和行动的人，也许还是我命比较硬，三个月后，我拿下了纪录片先期的一部分投资，虽然只够支撑完成所有拍摄工作，后期制作和宣传的钱还要再找，但这已经是个极好的开始了。王老师偶尔还会跟主创团队戏称：“我们的每一分投资都是阿江拿命去争取的。”
2014年4月，我组建了一个六十多人的纪录片《我从新疆来》的拍摄团队，并且把主创团队召集到一起开了第一次拍摄策划会，随后在上海举行了开机仪式。6月，纪录片《我从新疆来》正式开拍了。
古人云：万事开头难。但古人从来不会告诉你有多难。我天真地安慰自己最难的早就已经过去，但谁知世事难料，最难的永远都在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