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带着这样的记忆与历史长大了，长成一个懂得对自己的现实行为负责的成年人。可是，我们能够说，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当年母亲的手袋对我们更有诱惑力的东西了？几年前，我曾经又一次遭遇了这种诱惑。那时候，作为团体的负责人，我们几个面对着数额不小的一笔钱，讨论它的去处。瓜分进自己的口袋，实在不是不可以，甚至还有点儿顺理成章；捐献给社会福利事业，反倒会引起猜测，甚至还会给某些人留下混淆视听的口实，提供整人的材料——因为在商潮汹涌金钱耀眼的特区，如果不是为了任务的摊派，不是为了猎取名声，不是为了与什么人或什么部门进行曲线的利益交换，捐出一笔款子而且不记名，的确让局外人听来跟天方夜谭一样难以置信、难于理解。我附议赞成捐献。果然，这次多数票确定的捐款在实行之后，得到了各种曲解，甚至是攻击四起。在那有意的无意的、善意的恶意的人言中，我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也许是一个匆匆销洗黑钱的同谋之党，也许是一个追求虚名的轻薄之徒，也许是一个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的功利之人，也许是一个为讨好什么人不惜损失银钱的阿谀之辈。我不知道，我知道的不过是我遵循了做人的起码原则——信守诺言。既然我们在这个团体里一贯倡导的是廉洁奉公、光明磊落，又怎么可以在团体解散之后暗度陈仓、欺世盗名，在高风亮节的牌坊下中饱私囊？
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年。出于思考的必要，我不得不提起这件曾经众说纷纭的往事，同时并不想借此改变任何人关于此事的历史表述。我知道，即使在我的一些亲密的朋友眼中，我的表述也完全可能是一种让人半信半疑的闪烁之词，他们未必曾经相信过我的陈述，甚至将来也未必相信。但这又有什么关系？纵然千万种可畏的历史表述积累成了公论的重重高山，也丝毫不会妨碍我在回首当年的时候获得一种无愧我心的自信和宁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