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叶只是飘零
中华总会的主席周一飞先生让我看他们最新的统计。在哈瓦那，20世纪50年代末来到古巴仍保留中国籍的有一百○三人，加入了古巴籍的有一百三十三人。华裔，也就是父母双方或者一方是华人的，总共约有两千人。这两千人中，大概只有二十个还会说广东话。古巴全国有三千两百多名华人。
“三千两百？”我大吃一惊，“不是说有五万华人吗？”
周先生笑了：“老的老，死的死。中国富了，没人来这里了。但是有华人血统的古巴人很多。”
三个晚上之后，我和四位古巴作家见面。作协副主席艾瑞斯先生有着典型的西班牙名字，却对我郑重宣布：他的爷爷是中国人，在中国出生，十二岁被带来古巴，他正想通过中国使馆帮助他寻根，彻底找出爷爷的原乡和身世。另外三位，每一位都有一个先辈是华人，不知是哪一辈，不知名不知姓不知来处。
与我的翻译第一次见面，她摘下墨镜，用手指拉长了自己眼角，说：“我的曾祖母是中国人。”
原来五万所谓“华人”，只有三千人看起来还像华人，真正还能说中国话的不到五百个人。而这四百多“真正”华人的平均年龄是七十九岁。
这些数据为我解释了，为什么哈瓦那的唐人街上看不见几个唐人。长期地缺乏华人妇女，华工遂大量与本土人结合。20世纪50年代来了最后一批华人，多数因为已在古巴的父执亲友的召唤而来。这一辈人也已逐渐凋零。他们的下一代，多半已与中国语言和文化完全脱节，纳入古巴的大混血。再过几个春秋，平均年龄七十九岁的一代人逝去，哈瓦那的唐人街上将看不到一张华人脸孔，听不见一句华语，只留下一些不典型的春卷、饭盒。走在街上的人们依稀记得自己曾有过来自东方的先辈。
这让我想起，在中国的犹太人后裔已经完全被中国人同化，但是不吃猪肉。至于为什么不吃猪肉，不再有人记得；那只是祖上传下来的习俗，依样画葫芦吧。
对于这样一个前景，老一代的古巴华人是不情愿而感伤的。中华总会有一个小小的中文图书馆，也开班教汉语，虽然学生只有二十来个。过农历年和十一国庆还举办一点儿联谊活动。最令人惊异的是《光华报》的存在，一份发行量为五百多的中文周报。十二月份最末一期的刊头语这样开始：“腊鼓频催，新年的步伐已踏进门槛，这虽然只是时间的更换，但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却特别感到欣喜的。过去一年，祖国的成就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今天，中国已经从一向屈辱于世界列强之前、任人宰割的国家，一变而成为世界强国之一，在国际发挥重要作用，变成举足轻重的东方民族了。”
作者是《光华报》的总编辑冯啸天，20世纪50年代初受叔父之邀来到古巴。“来的时候，身上只有两块美金，十年之后我有了四个工厂。”听到这里，像是典型的华侨发迹故事。不过，这是卡斯特罗的古巴。1968年，所有私营企业收归国有，冯啸天失去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