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调中的思想形象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是一部才华横溢的书。它集中体现了库切作为一位思想型作家杰出的才能和心智的宽度，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小说家对“为何写作”这一根本问题的广泛思考。“八堂课”所对应的八个主题——现实主义、非洲小说、诗人与动物、邪恶问题、爱欲问题、非洲的人文学科等——不是高头讲章的讲义，而是主人公（一位作家）日常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抽象的理论问题离开了书房和“文本”，进入了作家的生活，时刻接受拷问。生活中的肉体因素（作家的现实言行）接二连三地发动暴乱。这才是一个不自欺欺人的作家所必须真正面对的“现实主义”。
作为一个极端的实验文本，《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打破了传统小说在形式和结构上的整一性和连续性，完全超出了传统“文本研究”（通过研究和阐释经典，再现一种完整的“人性”或“文化”）的范畴。在这部小说中，集中了作家所有的思考，现实和虚构，历史和想象，文学和神学，交流和争辩，男性和女性……全部交织在一起。经验还原到现实中原形毕露，现实在思辨性的质疑中又漏洞百出，对话紧张、有力、直指人心。我们曾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库切最推崇的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彼得堡的大师》就是根据陀氏的材料虚构的）小说的对话中，感受过这种思想合唱的“复调性”。古代戏剧中也有这种将思想形象化的对话。这是当代小说从古代戏剧和民间文化中得到的启示。至于它是否像一部“小说”（叙事的虚构作品）并不重要，这不过给分类学家带来一些麻烦而已。
模仿和殖民化写作
现代小说（虚构叙事作品）是一种典型的殖民主义文体。这种建立在“孤独的个体”基础上、关注此时此地现实（而非历史）的文体，也就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识。但它与南非、印度、中国等欠发达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现状格格不入。欠发达地区文化中的“主人公”（“个人”）尚未真正分化出来，它依然是一个整体，一个受伤的、悲剧性的整体。将它们黏合在一起的，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和信仰形式。但是在被植入的西方文明面前，这种历史传统和信仰形式突然变得微不足道了。本土作家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上等人，他们就像一位在本土民众与西方文化之间传话的地保。他们模仿西方写下的“小说”，是殖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土小说当然有其现实的基础，那就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模仿——生活方式、建筑、时尚、价值观。
非洲需要小说吗？库切借助于自己的主人公（一位非洲作家）对此进行诘问，结论是：“在非洲，小说没有任何前途。”现代小说起源于被集体的公共生活“抛弃”的孤独个体。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就是资产阶级的交易或挣钱（一切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军事等，都围绕这一公共生活运转）。剩下的人或者是拒绝交易的人（广义的诗人），他们在私人居所孤独地写“小说”；或者是无力交易的人（妇女），她们在育婴室里孤独地读“小说”。这种写作和阅读本质上都是自私的，就像一个人自斟自饮。它越来越脱离肉体，而变成一种纯粹的智性活动。这种状况在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那里已经发展到了极致。
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中国农民那里，抑或在所有“欠发达”文化中，这种孤独的写作和阅读都没有存在的必然根据。他们需要的是身体动作（白天的劳动）、面对面的交谈（夜晚的社交）、集体表演（歌唱和舞蹈）、挥霍（节日仪式）。传统的“说书”也是一种自由松散的集体游戏（一个说话人面对众多的似听非听的倾听者）。中国农民当然也有阅读的需求。但所谓的“耕读传家”，读的并不是虚构小说，而是与农耕秩序密切相关的“家训”、“礼仪”性质的作品。阅读与耕种这一公共活动密切相关。现代阅读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与现代公共生活格格不入的剩余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