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从“精神分裂”到“身份分裂” 9

复调中的思想形象

《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是一部才华横溢的书。它集中体现了库切作为一位思想型作家杰出的才能和心智的宽度,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位小说家对“为何写作”这一根本问题的广泛思考。“八堂课”所对应的八个主题——现实主义、非洲小说、诗人与动物、邪恶问题、爱欲问题、非洲的人文学科等——不是高头讲章的讲义,而是主人公(一位作家)日常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抽象的理论问题离开了书房和“文本”,进入了作家的生活,时刻接受拷问。生活中的肉体因素(作家的现实言行)接二连三地发动暴乱。这才是一个不自欺欺人的作家所必须真正面对的“现实主义”。

作为一个极端的实验文本,《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打破了传统小说在形式和结构上的整一性和连续性,完全超出了传统“文本研究”(通过研究和阐释经典,再现一种完整的“人性”或“文化”)的范畴。在这部小说中,集中了作家所有的思考,现实和虚构,历史和想象,文学和神学,交流和争辩,男性和女性……全部交织在一起。经验还原到现实中原形毕露,现实在思辨性的质疑中又漏洞百出,对话紧张、有力、直指人心。我们曾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库切最推崇的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彼得堡的大师》就是根据陀氏的材料虚构的)小说的对话中,感受过这种思想合唱的“复调性”。古代戏剧中也有这种将思想形象化的对话。这是当代小说从古代戏剧和民间文化中得到的启示。至于它是否像一部“小说”(叙事的虚构作品)并不重要,这不过给分类学家带来一些麻烦而已。

模仿和殖民化写作

现代小说(虚构叙事作品)是一种典型的殖民主义文体。这种建立在“孤独的个体”基础上、关注此时此地现实(而非历史)的文体,也就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识。但它与南非、印度、中国等欠发达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现状格格不入。欠发达地区文化中的“主人公”(“个人”)尚未真正分化出来,它依然是一个整体,一个受伤的、悲剧性的整体。将它们黏合在一起的,是一种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和信仰形式。但是在被植入的西方文明面前,这种历史传统和信仰形式突然变得微不足道了。本土作家都是受过西方教育的上等人,他们就像一位在本土民众与西方文化之间传话的地保。他们模仿西方写下的“小说”,是殖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土小说当然有其现实的基础,那就是我们身边无处不在的模仿——生活方式、建筑、时尚、价值观。

非洲需要小说吗?库切借助于自己的主人公(一位非洲作家)对此进行诘问,结论是:“在非洲,小说没有任何前途。”现代小说起源于被集体的公共生活“抛弃”的孤独个体。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就是资产阶级的交易或挣钱(一切意识形态,政治、法律、军事等,都围绕这一公共生活运转)。剩下的人或者是拒绝交易的人(广义的诗人),他们在私人居所孤独地写“小说”;或者是无力交易的人(妇女),她们在育婴室里孤独地读“小说”。这种写作和阅读本质上都是自私的,就像一个人自斟自饮。它越来越脱离肉体,而变成一种纯粹的智性活动。这种状况在普鲁斯特、詹姆斯、乔伊斯那里已经发展到了极致。

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中国农民那里,抑或在所有“欠发达”文化中,这种孤独的写作和阅读都没有存在的必然根据。他们需要的是身体动作(白天的劳动)、面对面的交谈(夜晚的社交)、集体表演(歌唱和舞蹈)、挥霍(节日仪式)。传统的“说书”也是一种自由松散的集体游戏(一个说话人面对众多的似听非听的倾听者)。中国农民当然也有阅读的需求。但所谓的“耕读传家”,读的并不是虚构小说,而是与农耕秩序密切相关的“家训”、“礼仪”性质的作品。阅读与耕种这一公共活动密切相关。现代阅读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与现代公共生活格格不入的剩余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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