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获奖的10位小说家中，最强的当属奈保尔，我称他的写作为“后殖民时代的寓言”。他智慧的叙事，以及对东西方文明的再发现，赢得了读者的赞许。凯尔泰斯和赫塔·米勒可以算是同一类作家，属“二战”后国际“伤痕文学”的路数。作为赫塔·米勒的前辈，凯尔泰斯的风格更传统一些，写得也更深刻一些，颇具卡夫卡风格。在一篇文章中，我称凯尔泰斯的文字是“镌刻在疤痕上的文字”。赫塔·米勒的小说的确能让我们感同身受，唤起我们的悲鸣。她那个“小手帕”意象让我们刻骨铭心。但是，她的叙事太“破碎”，与其说那是小说，不如说是散文。赫塔·米勒的语言，是战争和极权主义导致的价值崩溃、语言断裂的结果。它是20世纪下半叶，极权主义统治下语言发生学分析的典型标本。
可是，语言发生学分析的最好标本，应该是诗歌。而赫塔·米勒的诗歌更加破碎，破碎得如同她那被警察撕碎的衣裙的碎片，甚至就是梦呓。但在评价耶利内克的时候，我曾用“疯狂作者和变态主人公”为标题，其“疯狂”精神是对现代文明的直接回应和披露；勒·克莱齐奥大致也属于这个路数。帕慕克的叙事，粗看上去的确很吸引人，但他尚未找到更为确切地呼应他的小说主题的形式，叙事线索混乱不堪，无法找到叙事的重心，可以明显感觉到西方“现代小说”形式与他的故事主题之间的裂痕。库切的写作，将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变乱”和“认同焦虑”这一现代政治问题，作为小说的重要主题，也显示出了其特有的智慧，但同样显得单薄。总的来说，这些作家都在不同的领域有所开掘，但过于“专业”，就像今天过于细致的社会分工一样。
从奈保尔获奖的2001年开始，我们可以发现诺贝尔文学奖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前面提到的从诗歌向小说转向（这或许有偶然性）；二是从叙事的“西方中心”向反“西方中心”的“多元文化”转向，少数族裔文化成了叙事的焦点。后面这一点，从地缘政治学的层面看是正确的。但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它会遇到暂时的困难。“现代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是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模拟”，以及对这种生活和社会形态的批判，而且出现了19世纪大作家如群星闪耀般的局面。“现代派文学”是19世纪文学的自然延伸，就像在19世纪文学面前，装扮鬼脸的儿童式的“恶作剧”。它是对传统叙事的变形化处理，是主题的抽象化，是叙事视角的向内转，是风格的极度个人化，是要取代哲学和诗歌的僭越。其最终结果是取消故事，其最终效果是讲故事的艺术的衰落。
当代作家正在开拓另一个视野和另一种主题，比如东方主义、边缘文化、少数族裔、身份政治等，其叙事形式的破碎性和不稳定性肯定存在。但试图恢复讲故事的能力这一趋势非常明显。我宁愿相信，叙事形式的破碎不过是一种暂时现象。随着当代文学叙事对“西方中心”的偏离，由此出现的文学价值和叙事方式的多元化局势，终将会使新的文学形态和叙事技巧日趋成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