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蒋家党天下(2)

果不其然,国民党内立刻要求严办,军方已准备名单抓人。蒋经国闻讯后,独自思考半个小时,要求党政要员到七海开会。他坐着轮椅与会,做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的指示,强调国民党过去心态“太老大 ”,必须跟上时代,当场否决取缔镇压的建议,强调抓人解决不了问题,需要“避免冲突、冷静处理”,同时坚持推动开放组党的立场不变。

民进党宣布成立第二日,国民党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在蒋经国拍板下,许多大佬会中提出的高压应变手段并没有通过。蒋经国的“维新路线”引发许多大佬不满,他们甚至在背后抱怨蒋经国太过软弱、“不生气”。蒋经国听到幕僚汇报、转达党内批评声音后只说:“他们还在抱怨?好好对待他们,但是要坚定。”蒋称在这关键时刻,“不能盲目冲动、意气用事”。

对蒋经国来说,推行政治民主化,是国民党“向历史交代”。换言之,除了他自己的信仰与历史定位外,也有退此一步,国民党再无死所的危机感,他感受到了不得不为之的沉重压力。蒋经国虽然看起来底气十足,但他的秘书王家骅则回忆,蒋经国在民进党组党后隔日,邀集大佬说明立场后,虽然劝大家“小不忍则乱大谋”,但返回七海官邸用餐时,蒋经国叫来王家骅,问他:“你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告诉我,我白天的决定,对党、对‘国 ’好不好?”

既然已经决定在民主改革与党禁开放问题上采取积极支持态度,蒋经国也决定,善用国际宣传攻势,争取美国民间的认同,把国民党决定开放的信息予以效益极大化。1986年 10月 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时,抛出台湾“会在完成‘国家’法令修订后,宣布解除‘戒严’,开放组党”的重要信息,宣告长达数十年的“戒严令”即将失效,国民党不再依靠军事高压手段统治,改采民主选举的方式维系统治正当性。他解释,即使民进党未必承认“宪法”,但只要不从事任何分离运动,即“台独”运动,“我们将容许成立新政党”。

蒋经国宣示开放党禁之后,在党内各个场合不断强调,国民党面对新局势,必须采取新做法,更开放、更沉着冷静。尤其面对李焕向他报告12人小组对解严的正反意见时,蒋经国指示:“‘戒严’已近 40年,台湾同胞能够容忍,已经不容易了,我们应该有所改革才对。”

蒋经国裁定现时两岸接触“还不是时候”

就在这个关头,宋美龄结束十年六个月的在美停留,回到台湾参加蒋介石百岁冥诞,一向节俭的蒋经国为了让宋美龄满意,还由蒋孝勇出面,动用了2000万台币全面整修士林官邸。

原本各界预料宋美龄停留时间不会太久,孰料她却决定长住,更一度发表文章《我将再起》,批判反对人士提倡的是“速溶式民主”,让外界认为宋美龄在后蒋经国时代,似有复出并为保守派护航的打算。

党外人士采取更激烈的街头抗争手法,焚毁国旗、国民党党旗,称蒋经国或外省人为猪仔;甚至被列入黑名单不得返台的许信良还多次冲撞国民党防线,光明正大地企图入境,给国民党制造压力,虽未成功,但通过“台独”与省籍问题的炒作,使一次次群众抗议活动规模越来越大。

面对来自党内外的挑战,卧病在床的蒋经国努力保持平衡,维持政局和谐。对党外,他要求加强沟通,避免擦枪走火;对党内大佬的质疑,他则通过官邸密谈或心腹慰问,希望取得谅解;针对“台独”分裂分子的质疑,蒋经国借着与他

12位民间友人聚会的场合宣示:“我在台湾住了40年,是台湾人,当然也是中国人。”

另一方面,两岸互动也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刻。虽然官方依旧抱持“三不”立场,但是两岸民间互动,乃至于体育活动的交流,都在顺利推动中,只是官方依旧扮演防火阀的角色。直到 1986年 5月,“中华航空”机长王锡爵劫机事件让国民党刻意维护的动态平衡出现了崩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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