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国民党内立刻要求严办，军方已准备名单抓人。蒋经国闻讯后，独自思考半个小时，要求党政要员到七海开会。他坐着轮椅与会，做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的指示，强调国民党过去心态“太老大 ”，必须跟上时代，当场否决取缔镇压的建议，强调抓人解决不了问题，需要“避免冲突、冷静处理”，同时坚持推动开放组党的立场不变。
民进党宣布成立第二日，国民党高层召开紧急会议，在蒋经国拍板下，许多大佬会中提出的高压应变手段并没有通过。蒋经国的“维新路线”引发许多大佬不满，他们甚至在背后抱怨蒋经国太过软弱、“不生气”。蒋经国听到幕僚汇报、转达党内批评声音后只说：“他们还在抱怨？好好对待他们，但是要坚定。”蒋称在这关键时刻，“不能盲目冲动、意气用事”。
对蒋经国来说，推行政治民主化，是国民党“向历史交代”。换言之，除了他自己的信仰与历史定位外，也有退此一步，国民党再无死所的危机感，他感受到了不得不为之的沉重压力。蒋经国虽然看起来底气十足，但他的秘书王家骅则回忆，蒋经国在民进党组党后隔日，邀集大佬说明立场后，虽然劝大家“小不忍则乱大谋”，但返回七海官邸用餐时，蒋经国叫来王家骅，问他：“你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告诉我，我白天的决定，对党、对‘国 ’好不好？”
既然已经决定在民主改革与党禁开放问题上采取积极支持态度，蒋经国也决定，善用国际宣传攻势，争取美国民间的认同，把国民党决定开放的信息予以效益极大化。1986年 10月 7日，蒋经国在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夫人时，抛出台湾“会在完成‘国家’法令修订后，宣布解除‘戒严’，开放组党”的重要信息，宣告长达数十年的“戒严令”即将失效，国民党不再依靠军事高压手段统治，改采民主选举的方式维系统治正当性。他解释，即使民进党未必承认“宪法”，但只要不从事任何分离运动，即“台独”运动，“我们将容许成立新政党”。
蒋经国宣示开放党禁之后，在党内各个场合不断强调，国民党面对新局势，必须采取新做法，更开放、更沉着冷静。尤其面对李焕向他报告12人小组对解严的正反意见时，蒋经国指示：“‘戒严’已近 40年，台湾同胞能够容忍，已经不容易了，我们应该有所改革才对。”
蒋经国裁定现时两岸接触“还不是时候”
就在这个关头，宋美龄结束十年六个月的在美停留，回到台湾参加蒋介石百岁冥诞，一向节俭的蒋经国为了让宋美龄满意，还由蒋孝勇出面，动用了2000万台币全面整修士林官邸。
原本各界预料宋美龄停留时间不会太久，孰料她却决定长住，更一度发表文章《我将再起》，批判反对人士提倡的是“速溶式民主”，让外界认为宋美龄在后蒋经国时代，似有复出并为保守派护航的打算。
党外人士采取更激烈的街头抗争手法，焚毁国旗、国民党党旗，称蒋经国或外省人为猪仔；甚至被列入黑名单不得返台的许信良还多次冲撞国民党防线，光明正大地企图入境，给国民党制造压力，虽未成功，但通过“台独”与省籍问题的炒作，使一次次群众抗议活动规模越来越大。
面对来自党内外的挑战，卧病在床的蒋经国努力保持平衡，维持政局和谐。对党外，他要求加强沟通，避免擦枪走火；对党内大佬的质疑，他则通过官邸密谈或心腹慰问，希望取得谅解；针对“台独”分裂分子的质疑，蒋经国借着与他
12位民间友人聚会的场合宣示：“我在台湾住了40年，是台湾人，当然也是中国人。”
另一方面，两岸互动也已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刻。虽然官方依旧抱持“三不”立场，但是两岸民间互动，乃至于体育活动的交流，都在顺利推动中，只是官方依旧扮演防火阀的角色。直到 1986年 5月，“中华航空”机长王锡爵劫机事件让国民党刻意维护的动态平衡出现了崩解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