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无所希望中得救(3)

1924年11月的一天,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名叫杨树达的学生因为神经病症状发作,来到鲁迅家中,举止有些反常。鲁迅十分紧张,以为是论敌派来的打手,连夜还写了一篇题为《记“杨树达”君的袭来》的文章,说“我还没有预料到学界或文界对于他的敌手竟至于用疯子来做武器,而这疯子又是假的,而装疯子的又是青年学生。”(《集外集》)可见鲁迅对人的狐疑已经到了十分敏感甚至神经质的程度。1926年,鲁迅应老朋友林语堂之邀,赴厦门大学任教。一个学期的课还没上完,鲁迅就向院方递交辞呈。其实并没有事情,不过是顾颉刚等与他观念歧异的“现代评论派”的学者相继南下,成了他的同事。他“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冒火,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曰:仰东硕杀!我勿要带来者!”于是到了广州的中山大学,才三个月,傅斯年又延请顾颉刚来中大任教。鲁迅竟提出抗议:红鼻(顾颉刚)来,我就走!阻止不成真的就卷席走人。见地不同的同行,何至于到了不共戴天的地步!后来,包括林语堂、钱玄同等老朋友也成了陌路人。

就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许多与鲁迅结怨很深的人并不见得就是坏人、恶魔,他们与鲁迅的意见分歧有时不过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鲁迅自己也不见得总是在情占理,但他习惯于把人往坏处想,因此很容易就失去了对人的信任。除了死去的人,特别是烈士,鲁迅很少会赞誉一个人。在鲁迅的意识里,社会的黑暗更多是来自人性的黑暗,中国革命之所以艰难反复,未来之所以不可寄托,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国民性的龌龊。他不止一次地宣称自己“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由于对人性的不信任,鲁迅对社会的乌托邦抱有怀疑。他说:“我疑心将来的黄金世界里,也会有将叛徒处死刑。”《两地书·四》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鲁迅压根就对人不抱什么希望。他从自己为人的经验里得出“一切人的靠不住”(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的感慨。包括那些要去拯救的群众,他们很可能会把你像耶稣一样吊死在十字架上。鲁迅可不想效仿耶稣,他不想把自己当成祭品,他期待自己对人的付出应该有相应的回报,甚至把自己的奉献当作谴责和挖苦别人的条件,因此他有了比付出更多的付出——心里总是郁积着深深的怨愤和痛苦,有时候甚至想到要报复。他曾经激愤地说:“我先前何尝不出于自愿,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这实在使我愤怒、怨恨了,有时简直想报复。我并没有略存求得称誉、报答之心,不过以为喝过血的人们,看见没有血喝了就应该走散,不要记着我是血的债主,临走时还要打杀我”。(《两地书·九五》)把自己帮助过的人称作是喝过自己血的人,话说得也太难听了。既然知道喝自己血的人要嘲笑和打杀自己,又何必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呢?很难理解,一个对人性极度失望的人,如何站立到人道主义的立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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