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制度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中，那些在革命时代付出牺牲的人群，甚至还要继续付出更多的牺牲。出于现实的无法面对与接受，鲁迅主张革命，拥护革命，把它视为涅槃之火，但对革命却不抱有太多的幻想，不敢指望烈火中能飞出美丽的凤凰。他曾经指出：“对于革命抱着罗曼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不久便郁郁自杀的苏联抒情诗人叶赛宁，成了鲁迅笔下的一个个案，在他看来，叶赛宁就是“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碑”上的，革命最终也革了革命者的命。
反反复复的革命与复辟，像麻将一样推倒重来，折磨、玩耍着鲁迅一度怀着殷切期待的心，使它满含苦难和沧桑。他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心路历程：“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满过血腥的歌声：血与铁，火焰与毒，恢复与报仇。而忽而这些都空虚了，但有时故意地填以没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于是，他放下了希望之盾，听到了裴多菲的希望之歌：“希望是甚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野草·希望》）鲁迅和异国的诗人一起，用最刻毒的言语去诅咒希望，可见他心中的沉痛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深知个体生命短促的人，对历史失去了耐心。
人对人是地狱
他人是地狱。
萨特的命题在鲁迅这里同样成立。从鲁迅的方向看来，不仅革命的结果里尚有许多让人失望伤心甚至要命的要素，就是革命的过程，也常有让人难于接受的事情。革命者的队伍里总是鱼龙混杂，其中会有许多不能同舟共济、忧患与共的人。个体欲望以及由此带来的私人利益，并不因为加入神圣的队伍而消融。不同背景经历、不同品行德性和不同政见的人，以革命的名义走到一起，力图赋予革命以各自的意义，借堂而皇之的旗号去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同室操戈甚至叛变出卖，背后捅你一刀，幸灾乐祸地落井下石，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而造反成功之后转过身来将自己的同党当走狗烹也是司空见惯。这类事情是鲁迅最最痛恨的。1930年，在共产党人的动员下，鲁迅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成为“左联”的盟主。但在“左联”的几年，矛盾分歧和明争暗斗贯穿始终，这个革命组织里，他一再受到排挤和攻击，直到最后分道扬镳。光辉灿烂的事业，不知不觉中演化成小人与小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和相互倾轧。他从中得出这样的经验：“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在与兄弟周作人交恶之后，即便是自己的亲人，鲁迅也失去了起码的信任。于是，他采取了一种“横站”的孤立的姿态：“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书信·341218·致杨霁云》）
同道中的分歧、攻击与陷害，说起来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但在鲁迅身上却显得比别人要严重得多。鲁迅并不是一个宽宏厚道的人，他对人的挑剔近乎圣人的完美，他的一生始终都没有学会包涵人的缺陷与弱点，就像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局限也缺少必要的谅解一样。鲁迅还是一个丝毫不打算妥协退让的谈判者，因此很难与社会和他人签约。他对社会的批评不仅是针对事态，而且更针对着人，甚至针对着人格，动辄就要撕人家的脸皮。他对事物持有一种近乎绝对的尺度，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一有不快就会喷薄而出，出语又刻毒入木，不留情面。因此，别人很容易得罪于他，他也很容易得罪于别人。这种性格使他拥有许多的敌人和异己，原先的朋友后来也纷纷割席分道，使得异己的队伍不断壮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