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启美
四十年前在重庆，与戴泽一同进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不久我便惊羡他对自然的敏感了。一丛野草，一片杂树，一块山坡，一角堰塘，几块水田，他仅用初学者的技巧便表现出它们蕴含的大自然的情趣。那时，我们每周只有十几节素描，算是专业课。另有外语、生物学等普通课。在生物学实验中，要求我们解剖蚯蚓这样的小动物，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的脊索，并把它详尽地画下来。这种活儿，艺术系干得准确而迅速，但遗憾的是，画面总是弄得很邋遢。我们课余时间都用于画速写和水彩了。我发现我们选定美术作为自己的道路，除了命运的成全或捉弄以外，并不是由于相信自己才能或潜力，而只是因为非常喜欢画画儿。每次我们将课外作业拿给当时唯一教我们的启蒙老师黄显之先生看时，戴泽的作品数量总是最多的。我们的水彩调色板曾经仅是一块贴了白纸的破玻璃，画水彩有时就用新闻纸。
这样的条件，使戴泽画水彩时摆脱了我们当时知道的一切水彩画的成规。能够设想新闻纸会像水彩画纸那样控制水分吗？记得一次在水塘边画水彩，他将一张已画坏了的水彩画放到池塘的水中漂洗，捞上来继续加工。他用这办法完全不是要试验什么水彩画特技，只是为了减弱新闻纸上画得失败的地方，为了执意把这张画画完，为了不辜负大自然提供的这片好景色。这张画拿回学校后，效果竟非常好。但他却不因这次成功，便把这种方法当作取得某种效果的验方。
我们艺术系一年级跟其他一年级一起，安置在嘉陵江边的一个叫柏溪的山坡上，算是中大分校。我们借鉴的美术作品除黄先生的画外，最好的复制品是黄先生借给我们看的两本沙龙目录。
我们在艺术道路上起步时便走在这样的荒原上。戴泽在画法上没有框框，并不是藐视前人，只是无可依傍。他把自然当老师，把写实当本分。在自然面前，他只是认真地看，诚恳地表达自己感觉到的形象。他对自然越真挚，自然给予他的便越丰富。他从走进艺术之门的第一天起，便是自然的忠实的学生。黄先生在评讲我们的习作时，总是看是否含有“情调”，并不多作阐述。我们也从未想过老师为什么不讲得更多些。假如我们终于懂得了“情调”，也只是由于不断地熏陶和领悟。
“情调”就这样地成为我们行进中的第一个路标，使我们没有走到“匠气”的岔路上去。戴泽的画，经常被黄先生肯定为“蛮有情调”。徐悲鸿先生在中大艺术系培植了严谨的写实的画风。戴泽之所以遵循这种画风，似乎只是由于他那质朴的画家天性。他保存的一张四年级时画的男人体素描，显示出他的基本功的画貌和功力，准确、简练、尊重感觉。他的其他作品，特别是课外作业，都体现了这种风格。他作画只是沉浸于表现自己对对象的感觉和认识，而不是实践某种艺术理论或完成某种艺术规范。事实上，我们那时的美术理论知识是极为贫乏的。我们上美术史课，既无参考书，又无图片。艺术里的道理，从来不是我们“抬杠”的题目。看了鲁迅译的《近代美术史潮论》，才激起我们几次谈论的兴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