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龙不压地头蛇，给别人面子就是给自己面子。西汉初，洛阳城两人有仇，城中贤士侠客多次调解无效。其中一方去请大侠郭解。郭解特意夜访另一仇家，仇家同意讲和。郭解对两家说：“你们虽然肯卖我个面子，但我不能夺洛阳豪杰的名誉!你们还得再请他们说一下，而且千万不要说我来过!”连夜回乡。
江湖骗局多，遇到事情时，一定要多用自己的脑子想想，最忌一时冲动。西汉昭帝十几岁登基，国家大权实际掌握在外戚霍光手里。有人检举霍光勾结校尉（中级军官），意图谋反，昭帝看着奏折，嗤笑说：“凭霍光的权势，真要谋反的话，用得着去勾结一个小小校尉么!”于是置之不理。
有些事，一定要明白说出来。隋末笔杆子邓世隆，原来在王世充手下，经常写文章骂李渊一家。唐朝建立后，邓世隆隐姓埋名，躲了快十年。李世民上台后，想起邓世隆有学问，便把他找出来做官，参与编修历史。但邓世隆虽然出来做官了，心里还老想着当年跟李家作对的那点事，精神压力很大，工作时也恍恍惚惚。李世民听说后，派房玄龄去告诉邓世隆：“当年那点事，各为其主，我早忘了，你最好也别老惦记着!”邓世隆这才放下心来。
东晋时，王敦发动政变，朝中有人建议杀掉在京城的王氏子弟，以示报复。王敦的族兄王导在朝中担任高官，听说后率领全族子弟跪在皇宫前求情。大臣周顗（字伯仁）正要去宫里，王导便请周顗向皇帝求情。周顗甩甩手不搭理，等见到皇帝，却积极为王家求情，回家后还写了一份求情报告，紧急送上去。但当着王导的面，周顗都是很不耐烦的样子。之后王敦打到首都，大开杀戒，把周顗也杀了。后来王导看到周顗帮忙求情的奏折，才恍然大悟，但悔之晚矣，留下“吾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千古哀叹。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北宋初年，有人检举魏州节度使符彦卿，宋太祖派大臣王祐去调查，并许诺等回来就升他做宰相。王祐调查之后，认为符彦卿是无辜的，不料宋太祖不满意这个结论。王祐劝告：“五代的皇帝们就是因为猜忌心太重，诛杀大臣，所以都成了短命王朝，陛下要引以为戒。”这下可是捅了马蜂窝，王祐不但宰相没得做，还被贬到外地。不过王祐心态好，说了句：“我不做宰相，我的儿子必做。”而其子王旦，于宋真宗时做宰相，为宋初名相。
人贵有自知之明。唐朝宰相裴度，觉得自己其貌不扬，能力平平，却做了将军和宰相，真是祖坟冒青烟了。下属说：“怎么会呢，就算在当今宰相中，您也是最棒的!”裴度笑笑：“那是其他几位宰相太谦虚了!”
选择团队很重要，与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便能成什么样的事。宋太宗曾经派一和尚去给自己的儿子们看相。和尚看了一圈，说：“诸人都比不上寿王。”寿王即赵恒，太宗的第三子，未来的真宗皇帝，这会儿还没起床呢。太宗问：“你都没见过寿王，怎么就这么说呢？”和尚答：“我看见他门前站着的那三个人了，都是宰相之材，由此可知寿王其人。”
无论在什么岗位，工作勤奋努力都是不会有错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勤于政务，不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但凡想起一件事，便马上记录下来，以免忘了。有时就把纸条别在衣服上，以至于衣服上常常别着许多纸条，朱自己戏称这是“鹑衣”，即破破烂烂的衣服。也正因他如此勤勉，才为明朝带来了“洪武之治”。
背后不说人恶。宋濂是明初开国功臣，明太祖朱元璋称其为开国文臣之首。朱元璋好杀、好特务政治，曾派人监视宋濂，第二天问他，昨晚在家吃了什么、喝酒了没，宋老实作答，朱才满意。又向宋濂打听朝中大臣的好坏，宋不敢不答，就只说哪些人有什么好，绝口不提谁的不好。朱元璋让他说说谁不好，宋回答：“我和这些人有来往，了解他们为人之好处，即使有不好，我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