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双方瞩目的八里桥一战，清军失利。八月七日（9月21日），英法侵略军攻下八里桥，进逼皇木厂，京师岌岌可危。当天晚上，咸丰帝听到了僧格林沁、胜保失败的消息，惊慌失措，匆匆忙忙，预备车驾。八月八日午前巳刻（9时-11时），偷偷从圆明园北走。銮舆不备，扈从无多。他带着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焦佑瀛、杜翰等人，并其他随行者数百人，且带禁军2000人保卫，仓皇上路。这一天，咸丰帝只吃了两枚鸡蛋，第二天，也只吃了几碗小米粥。队伍行动迟缓，两天才走了80里，到达密云县石槽。走了两天，粒米未进，禁军饥饿难忍，粮食又无处筹措，部队散乱无状。面对此种情况，王公大臣们束手无策，只能相对哭泣。户部的堂官不得已返回北京，想方设法购买了几千斤肉脯果脯给大家分食，队伍才勉强得以前行。但队伍所过之处，地方官吏纷纷逃散，食物无人供应，皇帝拿黄金换制钱都换不到。据说，皇帝驻下后，御膳还没等做熟呢，士兵们就从锅里抢着吃。咸丰帝的仓皇出逃也真够狼狈的。
对于此次出逃，慈禧做何态度呢？吴可读记道：“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我们不知道懿贵妃当时是否真的劝阻了咸丰帝，是否真的说了以上那些话。但是，我们也没有充足的理由否认吴可读的记载。也许吴可读是得之比较确切的消息。从事隔一年之后的辛酉政变来看，懿贵妃是个很有主见的青年女子。她很有可能持上述见解。窦宗一说：“英法联军破北京，咸丰出亡热河，时年三十岁，病甚，慈禧益用事。” 懿贵妃“益用事”，主要是参与了国家政事。黄浚道：“当英法联军之役，西后方为贵妃，文宗出奔热河，西后乃力主帝当留京。” 黄浚是相信吴可读的记载的。
那么，懿贵妃的见解是否正确呢？笔者认为，她的见解是脱离客观实际的，是不可实行的空想。因为，一、领导不力。从咸丰帝到王公大臣到统帅将领大都缺乏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二、民心不齐。由于咸丰帝的软弱无能，影响到民心，北京城内官绅市民纷纷外逃，无坚守之志；三、士气不振。僧王屡战屡败，胜保“左颊右骽受炮子伤二处” ，二员战将的失利挫伤了士气。而且从各路调来的士兵是一群乌合之众，缺乏训练，素质极差，几乎一触即溃；四、武器不好。一个外国人评论八里桥之战时说：“法国和英国的炮兵压倒了他们的箭、矛、迟钝的刀和很不像样的炮。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复的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长官们和军中的勇士却前来列阵于八里桥上，这时大家就可以看到在整整一小时内，他们顶住了使他们惨遭伤亡的压倒火力。这些勇敢的，然而还不够灵活的战士，与其把战场易手，让给敌人，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中国的军官和士兵是勇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败就败在武器上。落后的大刀长矛不是先进的大炮步枪的敌手。五、北京不守。北京是个不设防的城市。要想以北京为最后的堡垒，坚持固守，这是办不到的。
综上五点，如果咸丰帝不及时北撤，而是留在北京不走，那就很可能成为英法侵略军的俘虏。我们知道，咸丰帝不会有抗战到底的决心，也不具备领导全民族进行一次反侵略战争的统帅的个人素质。所以，懿贵妃在彼时彼地劝说并力主咸丰帝留京，那是不了解敌我双方实力而提出的错误建议。咸丰帝倒是知道自己的分量。他不顾一切，“木兰秋狝”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