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咸丰帝发下朱谕：
朕察时审势，夷氛虽近，尤应鼓励人心，以拯时艰。即将巡幸之预备，作为亲征之举，镇定人心，以期巩固。著惠亲王等传谕京城巡守接应各营队，若马头、通州一带见仗，朕仍带劲旅，在京北坐镇，共思奋兴鼓舞。
前天还要直抵通州，今天就变了主意，要“京北坐镇”了。这道上谕说明了大臣们的劝驾根本没有起到作用。他坐镇京北，是选择好了一条逃跑的最佳路线。朱谕一下，便准备车马，“宫中甚惶扰，已具车三百两（辆），申严将发木兰” 。谕旨为“京北坐镇”，而宫中却秘密传达“将发木兰”，咸丰帝玩弄的是两面手法。此时京城内浮言四起，人心惶惶。大臣们纷纷上奏，“皆止驾劝行” 。其中七月二十八日（9月13日）吏部左侍郎匡源、右侍郎文祥、工部右侍郎杜翰的奏章更有针对性：“不意外间人言，更多疑虑，以为朱谕中‘在京北坐镇’一语，圣意仍属木兰，众情益涣，岌岌可危！” 并要求皇上，“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知木兰之役，决计不行” 。大臣们的劝驾，以及这道奏章起了作用。咸丰帝当天发下上谕：
朕为天下人民主，当此时势艰难，岂暇乘时观省。且果有此举，亦必明降谕旨，预行宣示，断未有銮舆所莅，不令天下闻知者，尔中外臣民，当可共谅。所有备用车马，著钦派王大臣等传谕各处，即行分别发还，勿得尽行扣留守候，以息浮议而定人心。
这是表明他决心不离开北京，车马发还，以息浮议，安定人心。
但是僧格林沁考虑得更为周到，说明何时撤退为好。他上了一道奏章：
将谓圣驾出都，既有关乎国之安危，京师立即震动，士卒有后顾之忧，勇气既消，万难策励。此虽将士妄自揣度，亦系实在情形，合无仰恳天恩？既将来马头一带见仗之后，再定亲征之举，庶可维系人心，巩固根本。总之，奴才等折报频通，事尚可为。若奴才等万一先挫，彼时即行亲征，亦可不致落后。奴才等为保全大局固结人心起见，谨不揣冒昧，恭折密陈。
这是说，咸丰帝目前尚无撤退之必要。因为一旦撤退，会动摇根本，挫伤士气。但是，也须作好撤退的准备。关键在于马头一仗的结果。如果胜利就不必北撤，如果失利就必须北撤。此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僧格林沁是前敌最高总指挥，他的话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为此，咸丰帝于同日特下谕旨，说明“僧格林沁等所虑，正合朕意。现在巡幸之举，决计不行” 。僧格林沁的奏折，给咸丰帝打了一针强心剂，使他又暂时决定不北撤了。并发内帑银20万两，以鼓舞士气，打败夷兵。关于此时的情形，吴可读日记载：“（咸丰）庚申（十年）七月，自慈亲（按指吴可读之母）得病起，五、六日间，即传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内外一切章奏，概不发抄，以致讹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犹未移徙也。时皇上方病，闻警拟狩北方，懿贵妃与僧王不可，且谓洋人必不得入京。” 这里说的正是当时僧王上奏，说明可暂不离京的情形。懿贵妃也是这样认为，主张咸丰帝当留京。这表明了懿贵妃在重大的政治举措中已经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了，而且也为人们所关注。否则不会记到吴可读的日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