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侵略波兰。母亲怀孕并生下米兰达，接着是约翰，然后是我—— 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不是不完美的问题，而是损坏的、残疾的、身心扭曲不堪的问题。像土豆剁成了泥，让我们给这堆土豆泥照张相吧。这一大清早，我们拿这团皱巴巴的东西怎么办呢？送她去医院，给她戴上鼻管。我们怎么办？
我们回家，关起我们淡绿色的前门。迅速关上。把她关在外面。
我在伦敦的房间紧邻父母的房间。我的婴儿床贴墙放，墙另一头就是他们的双人床，床上有光滑如水的鸭绒被，有嘎吱作响的老木床头。晚上我睡不着时，便想那床头围绕、保护着他们。我常听见父亲凝重、敦促、分析的声音，而母亲不是打着哈欠，无心作答——不耐烦地翻一页书，就是迅速喝断，终止谈话，然而接着，便响起起伏的呼吸，响起哀叹，响起两个大人嘤嘤的哭声。
睡觉时间、游戏时间、上大号的时间。你的时间、我的时间、喝茶的时间。先面包，后蛋糕。先人，后己。黄油面包、洒满粉色小糖粒、溏心儿蛋，还有曲精面包条。约翰叫它们“曲精小兵” 。母鸡和鸡蛋。母亲的卵巢里有几百万只蛋，约翰说。为什么只有格蕾丝这只是坏蛋呢？
1956年圣诞节，约翰十四岁，得到一本《牛津简明英语词典》；米兰达十五岁，得到一本贝德克尔欧洲旅行指南。我，十岁，还很小，得到一架婴儿秋千。
秋千挂在厨房和餐厅之间的走廊里。我日复一日地坐在上面，硬邦邦的皮鞋底在摇摆、扭动的过程中，一再轻拍、刮擦着地板。“她太喜欢它了，”他们说，“这样她能看见我们活动，觉得自己是家中一分子。”然而我只感觉脚很冷，脚趾挤在不合脚的鞋子里。我憎恨起那架秋千来。椅背的木挡挠得我又痒又疼，而且我奋力挣扎，却仍在椅子里越荡越低，直至胯下撞向两腿间的木挡，向侧或向前摔落。最后总是母亲来救我，为我调整坐姿。每当我们有客人，她就将我的好手放在绳索上，替我蜷起手指，把胳膊折成空心三角形。在我比米兰达更金黄、比约翰的更卷曲的头发里——母亲说过，亲爱的，这是你头上的荣光——她有时会给我系上一只蝴蝶结，冬用丝绒，夏用缎带。
那一年，夏天来得早，时近8月末，已达暑热的至高点。在银行假 前的周日，母亲冒着酷暑，做了烤牛肉。但我这只小猪却一点也没吃着。烤牛肉、烤土豆、约克郡布丁、荷包豆、高汤汁，母亲通红着脸，在厨房忙得焦头烂额。我们的亲戚要来吃午饭。父亲在楼上书房，敞着门，听《莱茵的黄金》。约翰在自己的卧室，米兰达在花园。然而有什么东西烧糊了，米兰达闻到焦味，赤着脚沿走廊跑过来。
我的癫痫发作了。
我发作时，烤牛肉渐渐烧成了焦炭。一次又一次，剧烈的抽搐鞭挞着我逆来顺受的身体。抽搐停下后，炉上午餐烧焦的残骸已被仓促撤走，给亲戚的字条也在匆忙间写就，贴在前门，而我已平躺在汽车后座。约翰和米兰达则半蹲半靠，挤坐一旁。父亲坐副驾驶席。母亲开车，向医院驶去。
是癫痫，但不严重，他们说。本不是大问题，但因有重度脑瘫，又有精神残疾，所以看起来比实际严重。别担心，威廉姆斯太太，放轻松，想想就快降生的宝宝。
我大吼，但毫无用处。纵使我吼到有人摔了玻璃杯，吼到六只大手用力将我摁倒，吼到屎尿污浊我的卫生裤，流到腿上、白棉袜上、秋千椅上，滴啊滴，滴在下方的瓷砖地上，我的鞋底又把这摊液体和半固体的混合物扫出古怪而幻化无穷的弧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