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学会走路，但走得不好。如果没人扶，就会绊倒、走歪，但只要一侧有一只胳膊或一只手让我扶着，就能勉勉强强走得相当不错。
我与母亲，我们一定组成了一道古怪的风景。她穿束腰风衣、自制半身裙和低跟鞋，简洁、干练。我虽也神气地穿起了深色软领的蓝大衣，戴同色贝雷帽，且用尖头毛线连指手套遮住了绞缠在一起的手指，但走得又歪又丑。
母亲会帮我走下人行道，弯腰挽起我的手臂，拉到她身边，然后调整另一只胳膊上的购物篮，口中念念有词，和我一道走起来。
“左、左。除了四、十五个孩子、我只留、给我的妻子、一些姜、饼呀左、左。来呀，格蕾丝。你能行的。肯定行。”
我常滑步，扰乱节奏，但母亲不气馁地对口诀做出临时修改：“这对他、们来说却、刚、刚、好、右、跳步、右、暂停。”
我们的散步就这样开始了——像沿街跳起的一支加伏特舞。我们常常停下来，她觉得我需要休息。人们直直地盯着看，但都保持距离。母亲则去看我们经过的或站定时跟前的房子。那些漆木大门后面都有什么？有时她会问出声音来：“何必上漆？本色没什么不好，格蕾丝。”
“红色和蓝色大门太惹眼。”她说，瞪起她深色的眼珠，逗得我俩哈哈笑。白色大门她看不上——缺乏想象力，她说。只有在深橄榄绿的大门前，她的艳羡才溢于言表。我们街上只有三扇这样的门，但似乎每回散步都会停在它们跟前。停在绿门前的日子，母亲会给我讲她在意大利的一次旅行。当然不会都讲完，只讲些零星散碎的片段。她讲的时候，声音里会带上一种温暖而忧伤的东西，渐渐地，无论她何时讲这个故事，我都能立即沉浸到自己的地中海中去，馥郁、绚烂的地中海。故事是这样的……
“从前，还没有打仗，有一个很聪明的小女孩，一开始是她妈妈说她聪明，后来四岁时，妈妈送她去念的学校也这么说。六年、八年、十年、十二年、十四年过去了，到十八岁，虽然学校和女孩的妈妈都希望女孩继续念书，女孩却与英俊的斯堪的纳维亚小伙——乔——订婚了。但是紧接着，她又跑去意大利，把她可怜的乔留在了梅达韦尔，与两个穷得叮当乱响的小提琴手一起，住的竟是充满跳蚤的破棚屋。
“与此同时，这个令人神魂颠倒的女孩无所事事，与一个叫伊莎多拉·邓肯的女伴一起，乘着敞篷车，任丝巾飘扬，倾身向失神忘我的意大利小伙子挥手、传情。那是1939年早春。一次关于意大利面、意大利语言和意大利葡萄酒的冒险。别的滋味——别人伸进你口中的舌头，格蕾丝。破烂的企鹅出版社平装书。两个渴望生活的英国女孩，在利多回威尼斯的贡多拉上嬉笑，笑得那么浪荡、大声，船夫不得不撑船回到停靠点，为两人安全起见，将她们请回岸上。佛罗伦萨、罗马，南至那不勒斯，北到庞贝古城，两人中的一个在火山岩废墟中丢了只鞋。她们还去了更远的地方，去了一个渔村，渔村有个又长又甜的名字——圣塔玛利亚迪卡斯特拉贝特。她们在码头边坐了整晚，等待黎明，与一个青年聊天。世上的城市这么多，这青年却偏偏来自达勒姆—— 一个考古学者，来做乡野调查，乡野调查就和郊游差不多，格蕾丝。”
母亲回到英国，嫁给父亲，他已结束学业，做了音乐保管员。他爱瓦格纳。但如果别人问他喜欢什么，他会说：“什么都喜欢。”如果非要他细说，他便说：“格里格，自然。西贝柳斯、佘德曼，特别是他们的民谣 。霍尔斯特、亨德尔、舒曼……”有时他只说：“好听的都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