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1957/舍弃(1)

我躺着,被阴影惊动,母亲的脸庞逐渐浮现。我八个月大,舌筋短,脑瘫,在粗布毯上剧烈抽动,毯子铺在和暖的草地上,那是1947年夏,地点是英国乡间一个花园。父亲正与米兰达和约翰打法式板球,我听着球在他手里、在空中、被球拍击中时发出不同的声音。有时我看见它画出曲线;看见米兰达追球时波点连衣裙随之舞动;看见约翰跑来捡滚到毯上的球时灰扑扑的咖啡色凉鞋和灰色袜子。

母亲温热的气息有太妃糖的味道,皮肤有柠檬香皂味,浓密发丝有浸润头发使其亮泽的萨尔森麦芽的醋味。她吻我的脸颊,用一只手贴贴我的额头,又把我抱起来。她抱得很紧,我抖得很凶。她轻声安抚,温柔拥抱,而我不停扭动、哭闹。我俩大汗淋漓。

翌日,我的舌筋被剪断——其实,即便昨天剪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做个舌系带切除术就没事了。”他们说。咔嚓一下,很快。奶汁溅洒。不是母亲的乳汁,不是,是护士给的牛奶,又清又冷,装在一只外层涂料剥落的搪瓷杯里,蓝色的杯缘很坚硬。我被减去系带的舌头无力地舔着光滑的杯壁。杯底向上倾斜过来。

回到家,米兰达用细线将我东倒西歪的胖舌头捆起来,用这条舌头,我很快学会了咆哮、吸吮和咿呀大叫。

“医生和护士真没用。”她学母亲的样子咂嘴道。

我睡在婴儿床里,紧贴围栏。一只歪脚插在两根栏杆间。脸颊紧贴床垫,粗重地摩擦着床单——我嘴巴张开,舌头干燥。浆过的布发出浓郁气息,灰色的纹理摩挲着我的脸颊,搔弄着我的鼻孔。

“瞧我的。”米兰达说,用线绕着我的舌头捆了几圈,打了几个结。她一言不发,呼吸深沉,粉色的小舌尖在嘴角时隐时现。

“好嘞。”

线尾整齐地系成了蝴蝶结。米兰达后退几步,审视她的成果,后又皱起眉头。她当时不过六岁,眯缝的双眼平直地看着我的双眼,一对小小的绿豆眼。

“我来给你讲个故事。”她说着往门口走去,一手放在门把上,一手放在门框上。我希望她别走。我想听故事。我哼哼起来,用额头撞婴儿床栏杆。米兰达前后摇晃,现在,她两只手都抓着门框了。突然,她在晃到最前面时停下来,双臂笔直,承受着身体的重量。双肩后折,双肘锁紧,韧带拉长。

“从前,有一个女孩,叫格蕾丝——”

她的姿势像正跃向空中的滑雪者,也像一只雪雀正在飞行。

然而有人喊:“茶点准备好了。快来,米兰达。”接着又来一句,“她去哪儿了,那孩子?”米兰达直起身,走出去关上了门。

因为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流口水,细线很快脱落了。它掉进婴儿床和育儿椅之间的夹缝,直到几年后我们搬家时才被发现。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先是米兰达,她人见人爱,秀发如丝,貌美如精灵。一年不及,沉稳的约翰尾随而至。他更安静,也更聪敏,三岁就在圆脸上架起眼镜,开始读书。饭桌上,当父母吃着饭而米兰达在盘中小题大做挑挑拣拣时,他会长时间凝视我。约翰小小的灰色眼睛,在镜片后一眨也不眨。

陌生人的眼睛则闪烁不定。

1951年我们搬到伦敦后,母亲有时觉得自己勇气爆棚,就会带我出门,沿着我家那条街走到底,买肉,买水果,买蔬菜,买一条面包,或者如果是星期五,就买鱼。“两磅六盎司,威廉姆斯太太。要切条吗?”鱼贩从水桶里抓出鱼,或从冰块里哗啦啦拽出鱼,甩到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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