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才会这样想：我的父母对我，不也是如此吗？
父亲去世四年后的一个夜晚，我突然在梦中哭醒。我梦见他躺在灵床上，被白色的床单罩着。灵床自己在走，似乎是一直向南。没人告诉我被单下面是我父亲，可我知道是他。父亲路过我家门时没有停留。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现，催促母亲去医院看他。母亲非常平静，慢声细语地对我解释着她不着急去的原因。然后她突然撇下我，上了一辆公交车，回头大声地对我说，你爸已经死了，我去追他！
父亲为何就那样凄凉地走了？他躺在一张狭窄的床上，蒙着白色的床单，一个人，去了一个我们未知的世界。父亲，你是不肯原谅我了，还要让我伤心多久呢？
父亲走得很干净，简直像一个梦。他退休后我们就安排他跟着小妹去了深圳，借口那里的气候适宜老人生活，不让他回老家来。他爱小女儿，也装作很喜欢那里的生活。其实，我清楚地知道他的孤独，他想回家，家里有他熟悉的一切。天气、气味、同事、水土。我躲避着他的心愿，很残忍地。我告诉哥哥和小妹，他老了，别太惯着他，并借口说老人路上折腾多了会出问题，一次都不让他回来。最后几年他在我们面前完全软榻下去了，像一只漏气的皮球，一点点地软榻下去。他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过什么具体要求，估计是不知道哪句话该怎么说才合适。他就坐在那里，像屋子里的另一堵墙，可以随便挪开的墙，看我们的目光像羔羊一样。我明白他想干什么，可我根本不给他说的机会，武断地阻止他的表达。我们父女俩在一起时常常像陌生人一样，互相看都不看一眼。父亲的最后几年，我没有为他洗过一次衣服和头发，更没有拉过他的手，一次都没有。我一直认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应该深怀着对我的歉疚，为他年轻时对我的严苛——我们的关系从我幼年时的某一天走入这个定式，再也没有改变过——现在，他弱小了我就强大起来。我像他当年对我一样，武断地，不给他任何机会。那不是恶意，是忽视。
现在，除了忽视和伤害自己的亲人，对这个世界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
他从家去深圳那会儿，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提前两个月他就开始发愁，说走不动路，若是上不去飞机怎么办。我完全可以给他解释清楚，可我没有那个耐心，皱着眉头呵斥他，嘲笑他，嫌他操闲心。他不敢再絮叨了，就那样被登机的烦恼煎熬着，整整两个月，更加瘦起来。
妹妹是父亲的半条命。我有时想，若是母亲不生这个老丫头，他们的晚年该是何等地难过。妹妹伺候父亲比伺候她的儿子都有耐心，不厌其烦地为他理发，剪指甲，洗脚，哄他喝水。我在他身边坐着他视而不见，一声声呼唤着另一个女儿，五分钟的间隔都没有。我又忍不住嚷他，你喊得我心慌！他会停一会儿，然后再喊。他依赖我小妹，信任她，也忽视她。她说十句话他都不答应的事情，我瞪一下眼睛，他立刻噤声，表情完全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马尔克斯借奥雷良诺上校之口说：“一个幸福晚年的秘诀不是别的，而是与孤独签订一个体面的协议，”可是，我们把父亲逼进的孤独，还有多少体面可言呢？
父亲喝了一辈子酒，一天抽三包烟。我总是吓唬他，不让他喝，也不让他抽，说抽烟喝酒会要了他的命。管了他一辈子的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就恳求我说，让他少沾一点吧，就一点？我丝毫不为所动。他怕我生气，真的把烟酒都戒掉了。戒了烟酒的他神情更加恍惚了，像个无所事事的游魂。而他的生命，却并没有因为戒了烟酒而延长。
去世之前三个月，父亲坚决要求回老家。我们的阻拦失效了，他决绝的态度是如此的悲壮，那是他生命中仅存勇气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我们不得不答应他，但我附加了一个条件，不让他回县城那座空置多年的干休楼。我让妹妹陪他们住在我曾经工作过的L城，除了我想让他的生活环境更好一些，主要是怕他见到那些老朋友老同事，烟酒瘾会复发。他妥协了，他那时几乎再也没有辩驳我的力气了。
父亲去世后，他的那些老同事老朋友们责怪我说，最后也没让我们老哥几个见个面！我无言以对，我对父亲亏欠的岂止这些啊！
我写这么多，完全忽略了先我出生的两个哥哥。在陈述父亲与孩子们的关系时，我似乎完全有理由忽略掉他们。父亲一生都宠着女孩，对儿子几乎不闻不问。有一次我委屈地讲述小时候父亲对我划破主席像的严苛，伤心不已。我大哥说，你那能算委屈吗？我二十岁以前爸都没有正眼看过我。与他们比起来，我真是幸福得太多了。父亲坚持富养闺女穷养儿，从我有记忆起，他就供着我花零钱，即使他对我最严苛的时候也从来没有间断过。在经济不宽松的年代，他工资还算高。每天我都能在自己的口袋里找到零花钱。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怎么装进我口袋里的，我几乎没见过他。母亲发现之后总是气急败坏，但管不住，他总会偷偷地给我。哥哥却不能够享受这种特殊待遇。当然，对儿子他同样是爱，只是藏在心中。1979年我不满二十岁的大哥参加了对越作战，父亲不管工作有多忙，每天下午都会抽出一段时间坐在邮局里等信。收不到大哥的信会掉眼泪，收到信则哭得更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