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随后的几年里，我一直长得很慢，但是对书本与生俱来的喜欢却迅速超过对食物的欲望。两个哥哥也喜欢读书和幻想，他们放学后用粉笔、毛笔把所有的院墙和家俱涂满字画。因此，这直接刺激了我对汉字的亲切感，五六岁时我就能翻看父亲的报纸（也因此让我们父女反目成仇），把能找来的几本小人书读得倒背如流。因为家中无人照管，过了五岁我就跟着两个哥哥上学了。
我的姨父母都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高材生，他们拥有的大量藏书滋养着我们兄妹。说来让人难以置信，很多中外名著诸如《红楼梦》、《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都是在小学三年级以前似懂非懂地啃完的。也许这是那个时代最畸形的产物——我们所受的正规的教育，一直都没有正规过。而不正规的教育，却是最正规的。我们在课堂里读的课本，据说大都是手上长满厚茧的工农兵们编写的。除了从课本上了解氮磷钾和各种害虫，学生们最熟的课文是，第一课：“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第二课：“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我爱北京天安门！”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呼嚎声里，我独自坐在墙角，把一本本砖头一样的书吃进肚子里。保尔柯察金那冻裂的伤口和冬妮娅厚厚的皮大衣，贾宝玉那凄凉的呼喊，（“趁着你们都在眼前，我就死了，再能够你们哭我的眼泪，流成大河，把我的尸首漂起来，送到那鸦雀不到的幽僻去处，随风化了，自此再不托生为人，这就是我死的得时了。”）像一幕幕活剧在那四面透着寒风的教室上演。
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个人的梦想，不管是谁试图托举一个小小的梦，都会被粗暴的现实一脚踏碎——我们的梦想也是由国家包办的，当一名人民解放军去解放全人类，或者当一名工人，成为一颗祖国需要的螺丝钉。
从幺幺会玩玩具之后，买玩具几乎成了我的癖好，以至于她的房间成了玩具超市，而且还不断地更新。其实这玩具一半是买给她，一半是买给我那残缺不全的童年的。我们家和一对南方下放的知识分子夫妇处邻居，尽管他们家的生活也一样拮据，但偶尔会有包裹从一个叫“南京”的神秘地方寄来，有布娃娃、小汽车，还有一些乳酪干、奶糖之类的东西分给他们的三个女儿。那些洋里洋气的东西不管是说起来还是听起来，都好像来自另外一个世界，让我们惊羡得眼睛发绿，也成为我童年遗憾的渊薮。唯一让我得到补偿的，是我的小哥哥会用黄泥制作许多有轮的小汽车、驳壳枪，还有各式各样的“饼干”。偶尔我们吃到的饼干，把它称为面疙瘩更恰如其分，面粉里放点糖（后来知道大部分是糖精），烘烤一下就是饼干。糖块也只有用红薯熬制的硬黑的小方块，跟我们口袋里擦黑了的橡皮差不多。我常常偷一些妈妈装在瓶子里的白糖（放在橱柜最顶端的那一格，用医院里淘来的治疗蛔虫药的广口瓶装着）当零食，偶尔吃到一次牛肉，就偷着切一块放在口袋里，一丝一丝地撕着吃。如果天气允许，能吃一个星期，味道实在是好极了。
十一
亲人之间，有些话只能装在心底，一辈子都无法表达。想到幺幺，我的身心立刻就会被幸福疼痛着，这种骨头里的亲爱，如果用语言表达出来就不是那种完整的意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