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又掀起了一个高潮：母亲、舅母、老朱妈都忙着包许多元宵，除了分送左右邻居外，自己家里还剩不少，大家吃得都很高兴。
尤其使我们小孩子感到高兴、有趣的是，父亲从外面买回来许多花灯，有圆形的、方形的，有荷花灯、兔子灯，还有一架很大的八角形的走马灯，都由车夫从车子上一一搬过来。
客堂顶上装有一个铁钩，每年就是为了挂走马灯而早就装置上的。这时，车夫把几根小红烛插在走马灯上，手拿灯绳爬上双脚梯把灯绳挂到钩子上，走马灯就悬空挂在客堂的中央。他接着又把小红烛逐一点上，只见里面纸扎的关公、张飞或是别的什么角儿都手拿大刀或长矛，骑在各自的马上围着中心一圈一圈不停地转动起来，在烛光的摇曳和空气的震荡中，里面的人和马都好像活的一样，煞是好看，看得我和两个弟弟都乐得哈哈大笑，又拍手又蹬脚地连声叫好。别说我们小孩子看得乐不可支，就连大人看后也都在发笑。走马灯内的小红烛点燃完了，里面的人马也就不动了。车夫又把三只兔子灯肚里的蜡点上了，我和两个弟弟各人牵着绳子拉着兔子在客堂里来回追逐，玩得也挺来劲。客堂里的气氛显得那么活跃、愉快，大人和小孩都觉得非常高兴。
在我小小的脑袋里，觉得春节是最快乐的一个大节，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欢乐幸福的日子中度过来的。
早在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就叫我认方块字，念《三字经》，背《唐诗》，到我七岁时，母亲才给我留发，改装，恢复了我女孩儿的本来面目。于是父亲又叫我学《孝女传》《二十四孝》、和《列女传》等。
母亲却开始给我“缠脚”。我看见母亲和舅母的脚都是小小的。母亲用白竹布给我缝了两双“袜套”。那“袜套”缝得很尖瘦、狭窄，后跟却空着不缝，勉勉强强把我的一双脚塞进“袜套”后，再把后跟的两端布拉得紧紧的用针线缝死，这时，我已经觉得很痛很痛了，母亲还让我站在地上试着走走。我痛得连站都站不稳，还能走路吗？我的眼泪也就跟着淌下来了。我不干，大声地哭喊起来。母亲哄着我说：
“裹脚还有不痛的吗？我们那时候，都还用更长的布条一层一层缠起来，那才真叫痛呢！哪有现在这样用‘袜套’来裹脚的，这已经算是开放了。宝！忍着点儿，痛几天，慢慢就习惯了。”
可是，这“袜套”紧紧地裹在我脚上，害我痛得一晚上也没有睡好觉。到了第二天一早，我趁母亲还未起来，找了把剪子就把“袜套”给剪了，扔在地上。母亲发现后，又拿出一双来要给我穿，我又哭又叫，硬是不肯再让她给我裹。母亲见哄我不动，也只好放弃了给我“缠脚”的老规矩。所以我有幸到现在还保持着一双“天足”。
我上学很晚，在八岁（虚龄）时，父母亲才把我送到培德女校去上学。父亲给我取的学名叫“德闳”。那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是一位懂法文的“嬷嬷”。父母亲都是信佛的，大概因住所附近没有其他学校，而邻居家的孩子早已在那里上学了，所以只好把我也送到那所学校去了。
母亲给我留了一年的头发，到上学时，还梳不了辫子，所以就剪了个“童化”头，后来才慢慢地梳成了辫子。
上学后，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也算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在小学时期就连续跳了两级。高小毕业后，顺利地升入了初中。
这学校在小学时还招收男生，到了中学就不再收男生了。
我的童年时代是在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在我的潜意识中，觉得在这世界上我是一个得天独厚的天之“骄子”；在这个家庭中我是一个被父母宠爱着的“独生女”；在学校里我是一个博得师长赞誉的“好学生”；即便在周围的一群小伙伴中，也被认为是一个吃得好、穿得好、长得好的“顶儿尖儿”。我有着一般生长在富裕家庭中的女孩子的劣根性：骄傲、任性、倔强、好胜，既矜持，又爱撒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