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能记事起，我知道我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有非常疼爱我的父亲和母亲。父亲叫林颂刚，原先是个中医（祖父业中医），中年时担任过公职，“一·二八”后弃官，重又悬壶应世。母亲姓许，稍识文字。
我是父母唯一的女儿。但他们却把我从小女扮男妆：给我穿上小长袍、小马褂，头发剃得短短的。我就成了一个“假小子”。我的小名叫新官，亲友、邻居都是这样叫我的。家里的车夫、老妈子却叫我“阿官”。为什么要把我打扮成一个男孩子，我就不知道了。
父母亲原籍浙江平湖，何时何故来到上海，我不知道。我家住在上海大通路新康里（后改名斯文里）一幢二层石库门的房子里。新康里有好多排房子。我们住的那幢在第一排弄堂的中段。记得那时，除了父母亲和我住在楼上前后房外，还有舅父、舅母和两个比我小些的表弟，都住在亭子间里。
舅父叫许理才，是我母亲的亲弟弟。听说舅父母还有好几个大的儿女，但我没有看见过，除了一个莺表姐。
我记得童年时，尤其在八岁前那几年的生活过得最愉快、最幸福。特别是逢到过年时节，家里总是买了许多鸡鸭鱼肉、蔬菜、水果等食品。到了年三十，客堂长条桌上的大花瓶里插着绿叶红果的天竺，鲜艳夺目，非常好看，还有几盆开着许多朵“金盏银台”的水仙，清雅的香味，不仅引起大人们的欣赏，连小小年纪的我也常常爱去嗅嗅它。长条桌前朝南连着摆有两张八仙桌。桌子上三个大盘子里供上“三牲”——一个大猪头、一只大公鸡、一条大青鱼，鱼的眼睛上，还覆着一小方红纸。除了这，还摆着许多盆桂圆、红枣、栗子、核桃等干果。在前面一张八仙桌的前沿部分则摆着一对铜蜡扦，插上两支装有花饰的大红蜡烛，中间的檀香炉里烟雾缭绕、香气袭人。
母亲忙着给我换上新的小长袍、小马褂和新鞋子，最后还给我戴上一顶顶上有一个小红绒球的黑缎子帽子。两个弟弟都换上了新衣服。母亲也换上一件花色织锦缎的皮袄和一条黑底红花的百褶裙。父亲也穿上了酱紫色团花长袍和黑缎子马褂。
舅父因身体不好，没有下来。
舅母帮着老朱妈在方桌的前面系上红缎子的“桌围”后，又给两旁的八把椅子罩上椅套。搞完这些后，她们又到厨房里忙别的去了。
客堂板壁中央长条桌的后面早已挂上了祖父母的“神像”。祖父母我一次也没见过。“神像”上的祖父母是画工画出来的，穿戴和父母亲的完全不同，大概是清朝的服饰。
等到酒菜都摆上桌子，由父亲带领着全家一一向“神像”磕过头、祭过祖宗后，全家才坐下来吃“年夜饭”。
“年夜饭”吃过后，稍歇，我和两个弟弟就在红“拜垫”上向大人们磕头拜年，母亲分给我们每人一份用红纸包着四块银元的“压岁钱”。同时，车夫和老朱妈也向父母亲、舅母磕头，也拿到一包压岁钱和各人一盘长生果、果子、糖和橘子等。大家都很高兴。
这时，弄堂里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已陆续响起。
南方人都有“守岁”（除夕整夜不睡）的习俗，我家也不例外，大人们开始坐在客堂里“守岁”，也吃糖果瓜子，边说笑聊天。父亲不时起来走到大红蜡烛前用“火夹子”夹去“烛花”，或是给香炉里填上几根檀香，还用红纸写对联贴在两扇大门上。舅母就回房去照顾舅父了。
我们小孩子是不用“守岁”的。困了，母亲就叫我回房去睡觉。
不知别人家的习惯是什么样的。照平湖的习俗，因为大年夜整夜“守岁”，第二天天亮，就是正月初一了。这时，一对红烛也恰好燃完，父母亲就上楼去睡觉。所以初一这天约定俗成的，没有亲友来拜年，我们也不上别人家去拜年。从初二起，才互相拜年，只要父母亲出去拜年，总是带着我一起去的。整个春节过得是非常热闹，非常有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