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爱要钱”在很多情况下，体现的是非洲人强烈的权利意识。这或许是与儒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气质最相抵触的地方。小窦的公司曾邀请非洲的一些重要客户去中国开会、参观，并负担其一切费用，包括机票、一日三餐和住宿等。谁知回来之后，这些人竟要求小窦再支付他们一天几十美元的“津贴”（allowance）。这样的事，任哪个中国人听说都匪夷所思。人家出钱请你去国外参观、游玩，还管吃管住管路费，你怎么还伸手朝人家要钱？但非洲人的逻辑是这样的：你安排我去中国参观，这既不是出差，也不是我的本职工作，而且还影响了我在国内的正常工作，所以你要给付我因此而损失的经济收入。
“如果不付这笔钱给他们，又会怎样？”我们问小窦。“他一定会去法院起诉你。”小窦回答。
后来，小窦再也不敢嫌麻烦，每次安排类似的事，都会提前白纸黑字与客户签好协议，声明公司只负责路费和食宿，绝无津贴。这样一来，就免除了后续的烦恼。中国文化讲究人情世故，中国人总觉得只要大家成了朋友，便一团和气、一切好说。但这是非洲人简洁的思维方式中绝不存在的东西。除非签署有法律效力的文本，否则对方一定“翻脸不认人”。在交流中出现矛盾的时候，最好的处理方式是写一封正式的投诉信并加盖企业公章，递送至对方的负责部门，这样往往能较快解决问题。如果用惯常的中国式“人情往来”去解决，反而会产生恶劣的后果。
几乎每个在非洲生活的中国人，都曾有过被警察勒索的经历。相比被打劫，这样的经历更令人气愤。不过，也有不少受访者坦言，中国人息事宁人、怕麻烦的典型性格特征，也许是导致自己与非洲人打交道屡屡受挫的重要原因。毕竟，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普遍较中国差，警察“勒索”去的虽然在当地人看来数额甚巨，但对中国人来说只能算是“小钱”。如张昊讲述的那样，一路上被警察勒索十余次，罚金不过才折人民币四百余元。这些经历带来的损失，主要是心理上的屈辱感。怕麻烦，尤其是怕与“公家”打交道的麻烦，使中国人成为最“肥美”的受害者。这样的集体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少旅非中国人的弱势状况。一位在非洲靠开发廊谋生的中国理发师安桥曾将经济最发达的南非作为自己的落脚点，但在该国短短的生活经历，却给他留下了一生的梦魇——这段时间里他被当地人多次抢劫，其中还有一次是入室抢劫：安桥收工后回到位于约翰内斯堡近郊的家，却发现家里进来了好几个五大三粗的年轻男人，他们见主人归来不但没跑，还嘻嘻哈哈地打趣他，用绳子将他捆了起来，用手枪抵着他的额头，把家里的现金和贵重物品洗劫一空之后扬长而去。安桥几乎吓得尿裤子。强盗们走后，他坐在凌乱不堪的房间里，强忍胸中怒火足足发了一小时呆，却最终选择不报警。
“大多数中国人遇上这种情况都会忍气吞声，”安桥说，“原因很复杂，也很现实。”除了前文提到的中国人普遍“怕麻烦”的心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少来非洲淘金的中国人都不具备合法居留的身份，他们持短期旅游签证来非洲，签证到期后就成了“黑户”。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他们无法在银行开户，赚了钱就通过黑市的地下钱庄汇回国内。但这也决定了这些中国人的安全和权益无法得到任何保障，报警未必能挽回损失，却一定会暴露身份，被遣返回国。强盗与歹徒就是认准了这一点，才专门去抢中国人，而且气焰之嚣张，令人难以置信。
“其实有些国家的政府对这个问题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故意留下一些没有身份的中国人，让失业的年轻人抢一抢，算是发失业救助金了。”安桥说。一年后，他离开了南非，来到了经济远为贫困，政局却更加稳定的乌干达。虽然依旧要面对官员和警察的零星敲诈，但比起动辄被人用枪指着额头，终究安全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