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时邮政和电信系统还没有分家，我妈读完邮电学校就穿上绿制服开始了当电报员的生活。她念技校是为了早点工作给外公外婆省点心，让我舅舅能考大学，没想到，这个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倒给了她一份虽辛苦但待遇不错的职业。小时候听妈妈说起她生我之前，每每轮到晚班又遇上我爸出差，就只好大冬天捧着个大肚子在深夜街头追末班车。她打趣地说：“我们那时候穿的制服棉袄跟军大衣差不多，又厚又绿，头上还戴顶大帽子，站着不走像邮筒，走快一点就像个球！”
再苦逼兮兮的事经我妈一说，都能透出点乐趣来。
我记得儿时家里摆着老妈的旧照，圆圆的脸，制服帽子下露出烫卷的短发，笑起来眼睛眯成月牙形。那张照片比我妈本人要胖出一大圈，肉乎乎的可爱得很。自我记事起，她就是一个穿小号衣服还嫌大的瘦子。据说，我爸当年去北京出差想给她买件衣服，结果只有童装店里才找得到合适的尺寸。问起她，便答我生完孩子就慢慢瘦了，整个过程全自动不带一点人为努力。可想而知，每个难伺候的捣蛋孩子背后都有一个天天掉肉的亲妈。
我能记起的是小时候我不爱吃饭，一到饭点就逃离现场，老妈端着碗满院子追，比动作片还刺激；至于不记事的婴儿时期我出过多少幺蛾子……后来外婆当故事讲给我听，一次一集不重样，都能凑成好几季情景喜剧了。
说不清哪一年，我妈所在的“人肉邮筒小分队”随着单位分家也散作两边。当时新单位要成立员工幼儿园，这对老妈而言是个可以公私兼顾的好消息。她申请换了岗位，重新考师范学幼儿教育。才三四岁的我每天眼巴巴地盼着周末妈妈从学校回来，外婆还曾有一次见到我独自趴在书桌前，一笔一画像煞有介事地给妈妈“写信”。我妈一直留着我写的第一封“信”，格子信纸上边全是造型奇特的叉叉框框圈圈点点，语言学家都未必看得明白的一个不会写字的小鬼的胡乱涂鸦。但外婆至今坚称，我看上去就像正襟危坐认真写着些什么内容，根本不是幼童乱画的姿态。
或许在我们尚未懂得阅读和写字之前，就早已知悉自己身体里存在一种无须用语言表达的情感羁绊。
这种羁绊同样还体现在我对小孩的来历产生疑问的时刻。关于如何向未成年人解释孩子的来历，据说每个年代的父母都有不同的标准答案：80后孩子是垃圾桶里捡来的，90后孩子是充话费送的，00后的孩子是从网上下载的。
想当年我年纪虽小，却从没信过什么“捡来的”之说。
因此，幼年的我和老妈探讨这事时透着一股浓浓的喜感。
我：“妈，我是哪儿来的？”
妈：“捡的。就马路斜对面三医院的垃圾桶，知道吧？”
我：“屁。”
妈：“你看，就是大门边那个垃圾桶，每次带你打针都要经过的。”
我：“你捡我的时候是早上还是晚上啊？”
妈：“早上。”
我：“骗人，我爸说是晚上。”
妈：“你爸他记错了。他那记性你又不是不知道，看过一百遍的电视剧硬说没看过。”
我：“那×叔叔怎么老说我长得像你？”
妈：“什么呀，×叔叔是说你长得像你爸。”
我：“我是捡来的怎么会像我爸？”
妈：“……你个小不点还学会给我下套了？”
那时虽然知道了我不是捡来的，可词汇量不足，怎么也搞不明白“下套”是什么意思，结结实实着急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