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我所在的普林斯顿中文剧社经常在这些不同的文化节上表演，可是，我们并不是“中国文化”在学校的唯一代表。学校里还有一个号称专跳中国舞的舞团，起名叫“三八舞团”，成员是自小成长在美国的华裔，跳一些极富东方主义色彩的舞蹈，廉价的旗袍、折扇、水袖，样样齐全，但跳出来的绝非中国民族舞。还有一个舞狮团，成员多为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长大的华裔，在学校的国际节上他们总会搭台表演，弄得好不热闹，不过我想他们的表演会更让他们怀念东南亚的家乡而非中国。还有一个“普林斯顿中国学生会”，成员大多是美籍华裔，很多不会讲中文，也更喜欢从一些极不地道的美式中餐馆里叫外卖聚会：左宗棠鸡、湖南牛蓉蛋。
刚入学的那一年，对于这些让我哭笑不得的团体，我脑中还有清晰的拒绝意识，“这些人和我不一样。他们不是中国人”。然而一年又一年的新生入学，把“中国”的定义弄得越来越朦胧宽泛。随着这些年中国大陆的出国留学热，更多的孩子还未了解中国本土文化就在低龄留学或移民。事实上，现在每年的普林斯顿大一新生中，已经找不到全然在大陆读完小学初中高中的新生，大多数人已经在海外留学了几年，或者自小便在海外长大，对国际文化更熟悉，英文更流利，更容易适应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
于是，身份成了一种自我定义，也是宽容他人的定义。当“中国”两个字变得那么流动松弛，当一个人的身份不再由身份证和户籍规定，人会感觉孤独，像是漂流于海洋而非扎根土壤。可是人也会因此独立，想要不断离家远行，去拥抱广阔的世界。于是，我啰唆了这么久想要讲的，似乎早就被我校的校训给囊括了：为国服务，为万国服务。
在1896年，时任校长、日后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普林斯顿的校训“为国服务”。而直到1996年大学成立二百五十周年之际，校长夏皮罗才把校训扩充为“为国服务，为万国服务”，显然是为了顺应全球化的浪潮。然而，早在校训修改前的二十多年，从思南路走出来的上海小姐宝拉已经在这所学校身体力行着为万国的国际学生服务。
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人周曦，1983年从普林斯顿本科毕业，1988年从布朗大学物理博士毕业，之后赴达拉华大学能源研究所做博士后。在当年普林斯顿的毕业生年册上，他用中文写下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来美国留学成了周曦人生信仰上的探索。他出生之时就有一个英文名字Theodore，本意是“上帝的礼物”。在达拉华大学他开始参加附近华人组织的基督教会活动，并于1990年受洗，多年来一直参与教会的事奉，在信仰中找到了安慰。周曦从事薄膜半导体光电材料和器件的研究，包括太阳能电池和平面显示器方面的研究。在美国工作二十多年之后，几年前他应朋友之邀回国，到一家新创的太阳能公司任首席科学家。2011年周曦退休，和太太定居在他在美国的第一站，普林斯顿。
在普林斯顿的家中，周曦接受了我的采访。他对我说，父亲周同庆在博士毕业归国后真正全心全意做研究的时间，只有1933年到1937年的短短四年。那之后他的科研便不断被战争和政治运动打扰。2005年复旦百年校庆，《文汇报》专刊重发了周同庆研制的中国第一支X光管的旧照。可是周曦说：“一个普林斯顿博士，一辈子只能做这么一点事，真有点浪费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