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出了学校门向右走，除非和我另一个好友小玥一起去三汽公司等她在那里上班的母亲。那条路在我脑海里的印象是尘土飞扬，我们先走过沙田中学，学校的外观一如其名，沙土色的，再往前就是明晃晃的曹杨路，自行车早早地驶进机动车道的边缘，盼着红灯转为绿灯。骑车的中年男人和我爸很像，屁股扭向一边，屁股后面的口袋或者塞了一包烟或者插了一束圈成一叠的报纸，偶尔会溜出一记响屁，幸而不臭。看到他们我就执拗地想起唯一一次和爸爸同乘公交车回家，他遇见他过去的同事，想介绍读书特别了得的我，他喊我的名字，我故意不理他，我听见他跟他的同事高声嚷嚷：“我嘛，靠阿拉老婆的，上海滩上哪一个男人不是靠老婆的？”也因为这样，我坚决步行半个多小时回家，不让他靠近我学校半步。小玥和我远远地避开那群男人，站在横道线上。穿过马路，沿曹杨路向北走就是三汽公司和曹杨七村。彼时轻轨三号线四号线都还没建，没有那么多风尘仆仆的上班族，我和小玥晃晃悠悠地荡过去，在三汽公司门口看那些出厂的空车，叮铃铃，一辆车，叮铃铃，又一辆车，通往江桥，丰庄，南翔，马陆，等车的大都是些背着书包的学生，多是不久前把曹杨新村的老公房添了千把块置换到偏远一些的新公房。小玥的家就在丰庄，对普陀人而言更为熟悉的名字是“轻纺市场”。
我的父母和我都不曾预想后来那些房价会水涨船高，不管母亲多拼命工作，她还是只会把赚来的钱存在银行里，她说要留给我读书用的。父亲已经两度下岗，最后在小区做了保安，几乎拿了一辈子的最低工资。买房的机会一来，否决的是我的父亲，他没有胆量，也不愿担待，而我的母亲说服自己是为了女儿，也就忍了下去，眼睁睁看着银行里的存款慢慢贬值。
沿十字路口直走是我回家最近的路，约莫三十分钟便可到家，这条路也最幽静。穿过兰溪路和枫桥路，枫桥路路口原本是曹杨职校的某个分校，走出来的学生有些男不男女不女，班主任好不容易捡到个样板，信誓旦旦地警告我们，你们书读不好，就会是这个样子。想来对我们不但没有威慑力，我们还倒挺羡慕他们的时髦。再往前走，会经过曹杨六村。六村的房子都是“三万户”，即三层楼的尖顶房。每逢我抱怨八村的家又小又破又窜老鼠时，妈妈会劝解道：“别这么说，如果是六村那种三万户，还要难过呢！”这口气就像我每每和父亲吵架时她总会告诫我：“别这么说，如果是那种搓麻将赌博的老爸，你还要难过呢！”我会数落她的“将就”，而她会叹着气反问我：“不这么想，日子怎么过得下去呢？”
我才发现，她已经不再烫发，也不再买新衣服了，她身上残留的味道仅仅是沐浴露和花露水。
走过六村，会有扇通入曹杨二村的铁门。我有时候没那么乖直接回家，而是再往前走几步到曹杨三村和原先的63路终点站，早先那里有一家私营的书店，我就在那儿头一次读到徐志摩写给陆小曼的情书，我告诉同学徐志摩喊陆小曼作“眉”，她们也都细细谛听，时不时啧啧地感叹。直到1999年播出了那部风靡两岸三地的《人间四月天》，徐志摩的故事烂俗到极点，那家书店不久也关门大吉。现在63路终点站已经搬到铜川路，沿路的店铺也俨然变成居民区的标准配备：丰裕小吃，海烟烟行（原先的书店），复美药行（原先是煤气灶具店），重庆鸡公煲，啤酒烤鸭，苹果园和斯尔丽服饰店。近到乘车去宜川，远到乘地铁去世纪大道，我看到的小区门口基本上都是差不离的几家，最多添上一家美发店或一家小型的房地产经济，我常常要逼迫自己从回家的错觉中醒来，醒来后失望至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