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都中断在我十岁那年。宁波路上的外婆家拆迁，姨妈和外婆挑来挑去挑了套最远的房子，在浦东金桥。学校里的主题班会正教育我们用“世界看好中国，中国看好上海，上海看好浦东”的口号来取代“宁要浦西一张床，莫要浦东一间房”。然而我的感觉却恰恰相反，母亲头一回带我去浦东时还没有01路公交车，我们先用106路转64路，走一大段路到十六铺码头摆渡，浑黄的江水裹挟着刺鼻的腥臊，我规规矩矩地坐在船头，母亲紧紧攒着我的小手，江风如同光阴撩动着她和我的散发。接着又是一辆公交车，85路还是81路？开得狂野，屁颠屁颠的。我觉得公交车途经的似乎是无边无际的荒地，只记得路过了东方明珠和杨浦大桥，其余都一样，矮矮的公房贴伏在灰头土脸的马路两边。到新公房楼下，我已然筋疲力尽，新的外婆家在六楼，姨妈家在五楼，我跑到三楼已经气喘吁吁，赌气说下次不来了！后来果真一语成谶，母亲也很少再来。而原来那个身板结实的外婆搬来浦东不过四年就过世了。她死的时候，瘦得连十多岁的我都抱得动，一把干柴似的骨头，她没有力气走下六楼再爬上来，沙发的一角竟能被她羸弱的身子坐得塌陷下去，像片沼泽，她四年以来每天坐在那个位置，电视机也不开，直愣愣地盯着电视机上外公的遗像。
我母亲直至今天还怨恨那场拆迁，“搬得那么远”，“现在那里还没阿拉曹杨闹猛”。可人终究是矛盾的动物，她提到曹杨的时候何尝不是说“要是此地有拆迁就好了”！
就在外婆家搬离宁波路之后，我才不得不接受自己是曹杨人的事实。对口的那所中学名声实在不好，我母亲死求活求托了个远亲出了七千块钱择校费才进了梅岭北路上的一所公立初中，我本来不应该知道这些钱的确切数目，也不应该据此算出那是我家当时一年的收入，只因我母亲夸赞我的功劳时说漏了嘴：
“本来要交八千块的，是因为侬有张区优秀队员的奖状，所以免掉一千块！侬看，还有校长写的字据！”
这张字据至今还被我妈当珍宝一样收着，好像是我挣的头一笔钱。
“阿拉到华师大二附中下属的民办初中也去问过了，因为你是区优秀队员，他们肯定愿意收你的，就是学费太贵了，要五千块一个学期，是不是啊，小费？”我爸说完这句话，就被我妈瞪了一眼。我妈坐到我身边，揉搓起我的手来：
“是阿拉不好，没本事让你上那所学校，你不能怨父母，要自己争气！”
那笔钱，原先是我们搬离八村的希望，没了以后，我妈更加谨小慎微，而我与曹杨也注定难舍难分。
学校门口是条十字路口，因而回家的路不仅可以向左走，向右走，我更常选择的是“向前走。”当然，我也曾经向后走过，往后退原先有家罗森，世纪之交时算得上一家比较高档的日式便利店，觉得中午饭难以下咽的同学会涌进去买寿司，饭团或者关东煮，我常常是陪她们去买的那个，听她们说多了自己也会顺口偷一句：
“当年罗森的贡丸超好吃的！”
这句话屡试不爽，一起排队的陌生人忽然间绽放出一抹惺惺相惜的笑容：
“你也觉得啊？我那个时候每天中午都去买！”
好像过去每所中学旁边都有一家罗森，就像现在每栋写字楼附近都会有一个全家。只是，我未曾尝过传说中“超好吃”的罗森贡丸。
罗森再往后一点儿是曹杨五村，我的朋友若子就住在里面，她偷偷带我回家时会在家门口逗留片刻，郑重其事地问我三个问题：
“你会不会带陌生人来这里？你会不会带坏人来这里？你会不会带小偷来这里？”
我还在绞尽脑汁厘清其中的逻辑关系，她却已经抖动钥匙旋开房门，跟我说那三个问题是她爸爸命令她“宣读”的。而那里，也是我往后退的边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