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人生轨迹上，上海分裂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子体，一如蛋清与蛋黄般层次分明。居于中心的是宁波路上的外婆家，一幢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给我留下深刻印像的倒不是嘎吱嘎吱的木楼梯，也不是两个表哥教我用烟火写字的晒台，更不是隔壁大门口的白色水泥粪便池，而是因为从外婆家出来，往香粉弄一钻，就是南京路丝绸公司的后门，再拐到前门，便可踏上后来的南京路步行街。在南京路穿梭成为我童年的冒险之一，和现今新建的商场还不同，老式商场的扶手电梯被按在某一个隐蔽的角落，我和我的两个表哥最热衷的游戏就是比谁先找到华联商厦的电梯。我老输给他们，白亮亮的化妆品柜台宛若八卦阵，柜台后面还站着一个脸抹得宛若僵尸鬼的阿姨，把我吓得迷了路，到头来总是大表哥先找到我，领我去扶手电梯那儿，二表哥早已迫不及待地攀上逆行的电梯。
多年以后，母亲告诉我现在的永安百货就是当年的华联商厦，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外墙已经翻新，刷成乳黄色，四楼的阳台还时常有一位穿西装打领结的大叔吹起悠扬的萨克斯风，伪装成“老克拉”，引得游客驻足围观。对我而言，这是一份凭空杜撰的上海情调，并不真实，我记忆中的华联商厦是灰色的。
或许就因为秉承着某种市中心人的骄傲，我的母亲习惯把她后来嫁到的曹杨新村称为“下只角”。时过境迁，我常常分不清父母之间乏味的感情故事是上世纪80年代特有的朴素还是我母亲骨子里的骄傲作祟。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有没有曹杨电影院？”我问过他们。他俩竟给出截然相反的答案，母亲摇头，父亲则点头。母亲见父亲首肯之后不屑地奉上一句：
“谁人晓得？那时候连门口的大上海电影院也不跟他去看，会到这里来看什么曹杨电影院？”
父亲闷声不响，很像他一贯以来的样子。
可能跟我的母亲有关，十岁以前我对曹杨新村没有任何归属感。小学同学炫耀自己周末随父母去亚新或武宁亦或曹杨商场时，我会不以为然地耸耸肩，笑着说：“这有啥？我每个礼拜六都去南京路！”
是的，我从来不说我去外婆家，而是说我去南京路。然后我那些普陀区的土著同学便会巴登巴登目眦尽裂，张大嘴巴羡慕地望着我，虽然我的户口早已因订牛奶的缘故（那时候孩子的牛奶必须跟随户口所在地，而且只能订一瓶）迁到普陀区。就在几个月前《萌芽》的编辑胡老大还问我：“你身份证号是107，107在哪儿？”我心底一阵酸涩。
我无法像我的同学那样早早地对曹杨新村建立起一份故乡般的情谊。他们会叽叽喳喳地喊：“曹杨新村是上海市第一个工人新村！”“前国家领导人以前就住在阿拉曹杨八村！”……他们耳熟能详的典故每每在我耳边炸裂为一道劲爆新闻，我一放学便小鸡似的飞奔回家，问我早班下班的妈妈：
“妈，伊拉讲以前的国家领导人原来就住在此地，是真的啊？”
我还记得我母亲当时的反应，她的双手继续淘饭，节奏分毫无差，头都没有转过来，平静地答一句：“对啊。”
不知为何，我很怀念我母亲骄傲的模样，她是费家的三小姐，弄堂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位“小妹妹”吃饭挑剔，肥肉太油，河鱼太腥，宠爱她的父亲曾在晒台上帮她洗长至腰间的头发，上世纪80年代流行什么她就穿什么，喇叭裤、直筒裤、高腰裤再到皮夹克，顶替父亲在工业用呢厂上班的她还是厂里的标兵，不日就当上了车间主任。我喜欢那时候的妈妈，她每个星期会到理发店吹头发，抽屉里总有股高档香水的味道，散落在每个她待过的地方，而我会蛮不讲理地抢她的枕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