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招商局名为官督商办，实际上未派督办，只有代表官方的朱其昂、盛宣怀两位会办。早在1877年年初，盛宣怀就曾以办理湖北煤铁事宜无暇分身为由，向两江总督沈葆桢请辞招商局会办职务，但他又同时请求在招商局增设督办之职。他向沈葆桢建议说，唐廷枢调赴福建、天津办洋务，只有徐润、朱其诏“常川驻局，是否须添派大员督办，以一事权？抑即责成在局各员妥为经理之处？伏乞钧裁”。
这个督办，是另行添派大员，还是他盛宣怀自己？行文中虽不能肯定，但沈葆桢的批示却给了盛宣怀一个底。沈批道：
禀单抄折均悉。招商局甫将旗昌公司归并，置本较前更多，事务较前更繁。当此扩充精进之际，该道明敏干练，才识兼优，极应督率经理，以裨局务，而广财源。湖北开采煤铁，虽亦该道管理，然一水可通，常川往来，两事尽可兼顾，岂宜存去此就彼之心。即使李伯相准另派大员，亦须该道为之引翼。……所有招商局务，仰仍照前认真筹办，以副委任。
这个批示，“仍照前”三字，表明不提高盛宣怀原来的地位，但盛氏对招商局的重要性却得到进一步确认，看来盛宣怀的督办位置只是时间问题了。盛宣怀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请留居天津的朱其诏当面请示李鸿章。朱其诏回信说：“诏屡欲将吾弟（指盛宣怀）所嘱之言说上去，总未得闻。限我一月定能报命。”由此可见，盛宣怀为轮船局“督办”事活动之频繁。
1877年，代表官方管漕运的朱其昂去世，盛宣怀便抓紧时机向李鸿章坚请督办之任。时人猜测他的请求可能有两方面的用意：一是“鉴于此局之难支，自求脱卸”，请别的大员来当督办；二是“鉴于工商之有成，故求拔擢”，请委派他盛宣怀来当督办。两种可能性都有，后一种可能性更大些。
盛宣怀向李鸿章解释说：
创办以来，无日不危如卵石，未尝稍避劳怨，目前稍有效验，正可奔发有为，而何敢退葸也……奉委以来，无日不避让未遑，自知诸事未谙，到处甘居人下，此后驾轻就熟，益思坐观成效，而何敢进求也。
这话从情理上、逻辑上都是矛盾的。原来他盛宣怀“自知诸事未谙”，故“到处甘居人下”，“此后驾轻就熟”，应该可以不居人下了，怎么“益思坐现成效”而仍“甘居人下”呢？他的本意如何呢？他向李鸿章讲清楚了：
今昔情形不同，得失关系尤大。细审任事诸人，并不加意刻勉，反觉遇事疏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职道在局除却为难之事，绝未一语会商，局内视为无足轻重之人。此局外人认为可恃操纵之辔，上以实求，下以客应。倘再粉饰因循，身败名裂，不足赎咎。职道居今万无中立之势。
这里实际讲了两个意思：一是唐廷枢、徐润等“任事诸人”很不理想，他们是些无远虑、招近忧者流；二是他盛宣怀在招商局内是无足轻重之人，诸事“绝未一语会商”，还是一个“权”字。盛宣怀再也难以忍受这种没有实权的处境，“万无中立之势”。要么让他盛宣怀大权独揽，要么留下唐、徐，他盛某扬长而去。盛宣怀以退为进，借“或谓”的口吻向李鸿章表达了自己的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