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弊端要算是任用私人了。对于招商局任用私人的问题，盛宣怀丝毫不避讳，并具体地说：“局中同事，半属局员本家亲戚，虽其中非无有用之才，而始而滥竽，继而舞弊，终且专擅者不乏其人。”这种人的处理是棘手的，但非解决不可。于是，盛宣怀提出：凡局员之亲戚本家，“无论若何出众，均宜引嫌辞去”，不得以“某人得力为词”；出局后如有与局为患者，“即唯某局员是问”。
这些除弊治弊之法是符合近代企业经营原则的。要做好这些工作，必须改进管理体制，盛宣怀首先从管理者的心理谈起：“凡人之情，类多喜功畏过。当局务岌岌之时，甚望用人之来，以分其责；及似有转机之际，又深愿用人之去，以固其权……局务至此，既不可馁其气，馁则败愈速；尤不可诿其过，诿则心愈离。”为了克服管理者的这些缺陷，他提议：“自本年（1879）六月为始，在局五人分年轮驻沪局坐办，一切悉归调度，仍以四人副之，和衷商榷，力破积习。坚忍不渝，功过亦五人与共。其应轮驻坐办之员，不准藉端推诿，庶利弊可互相摧除，勤惰可互相规劝，盈亏亦可互相比较……杜诿卸之弊，而绝倾轧之端。”盛宣怀这个改进管理的意见是很有见地的，反映了他经营近代企业的真实才干和深邃的思想内涵。
清政府基本上是按照盛宣怀从1877年归并旗昌后两三年间所提的改进意见实行的。这对招商局产生了良好的影响。1878-1881年，招商局4年净盈200余万两白银，轮船已汰旧更新，公款全还清，华人之资不入洋人之手，以杜漏卮，以张国威。上述业绩的取得，应该说是唐廷枢、徐润等管理者共同努力的结果，但盛宣怀的整顿主张、除弊救弊之法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容磨灭的。
坚请督办未果
盛宣怀在会办招商局期间，最突出的业绩就是收购旗昌船产和严格按营利原则整顿招商局，这说明盛宣怀才干超群，但他并非完全以“商”的身份去经理轮船招商局，他有官的身份，又有官的目的，因而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不利于经营的因素。
盛宣怀虽然名为会办，实际上是李鸿章派来掌握全权的。没有总办或督办之名，却握有实际的权力，成功了他应推为首功，失败了，处于第一线的唐廷枢、徐润难辞其咎，真是一举两利，但盛宣怀这个如意算盘没有实现。在招商局开办之初，他就企图通过朱其诏在局中安置亲信以扩大权势，被唐廷枢断然拒绝。朱其诏将此函告盛宣怀说：“本拟设法位置，实缘商局用人景翁早已定夺，局中所有伙友，一概不用，以致无从报命。”
尽管唐廷枢同盛宣怀在集商本以商办的观点上一致，但企业控制在谁的手中却是有矛盾的。招商局的实权掌握在以唐廷枢为首的商总手中，唐廷枢、徐润按照商办原则经营企业，一切按买卖常规办理，拒绝官方插足。而盛宣怀办洋务，是为了政治目的，与唐廷枢所代表的“商”的经济利益是对立的。
唐廷枢、徐润、盛宣怀、朱其昂，实质上都是作为李鸿章在招商局的代理人（或经纪人）而活动的，他们与李鸿章的关系各有亲疏。因此，这种建立在利益关系基础上的团体，是无法避免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的。在收购旗昌轮船公司之前，盛宣怀只不过是个挂名的会办，唐廷枢、徐润则囊括企业大权，矛盾尚未浮出水面。然而在收购旗昌的活动中，盛宣怀起了重大作用，摩擦也由此产生。盛宣怀不满缺乏实权的现状，在他看来，大权不在握，大事办不成，便无从发展，高官也就无从做起。
盛宣怀首先拉拢朱其昂兄弟共同对付唐廷枢、徐润。盛宣怀与朱氏兄弟在招商局经营方式上的主张是完全不一致的，但在面对唐廷枢、徐润的时候却联合了起来，一唱一和地叫嚣唐廷枢、徐润办事无能，制造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