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眼里，村庄生活的内容非常清晰，奶奶家的门前有一条不到两米宽的泥土走道，南面是三分地的菜园子，村里人管这种菜园子叫自留地，大田都是生产队集体的。菜园子的南边，就是我儿时爱在里面戏水、摸鱼的池塘，四周的浅水处和岸上都是芦柴，在芦柴地里我曾经捡过不少的鸭蛋和鸡蛋，也在里面撒过不少的尿。
现在不管是哪个城市的人，即使是北京上海广州的人，像我这种年纪，仅仅追溯到他们的父母辈或从前的自己，身份多半是农民或后进城的市民，他们回乡探亲多是看望守着家园和农田的父母亲戚。我回老家没有父母至亲可以看望，只是空空地看看玩玩，找一种滋味。
“文革”后，三叔被落实政策从大队干部的位置安排到县城的中学上班，随后三婶和堂弟妹也离开乡下，去县城生活、读书、工作。想当年，要不是我的老干部爷爷去世得早，奶奶和三叔不会从县城回到乡下，在祖宅的根基上翻盖房子，吃十年多的农家饭；如果是这样的话，祖宅也许早就变成农田，我就没有准确的老家位置了，也就写不了这篇文章。同样由于爷爷早逝的原因加上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三叔初中毕业后没得高中上，才跟着奶奶回到老家种地的。凭三叔的学习成绩和勤奋劲儿，如果给他机会，考高中考大学不成任何问题，前面已有我父亲、二叔做例证，三叔认为这就是他的命。我小时候爱听三叔讲故事，他把教育我读书做人的朴素道理穿插在故事里，影响着我的思想和情感。
三叔结婚时我不满七岁，已被父亲下放到老家，也就是下放到他和奶奶的家里，他的新婚大床我先睡过，照农村风俗这叫童子压床，预示他来年抱儿子。新娘三婶穿着大红的灯芯绒嫁衣和绣花鞋，带着木箱、梳妆台之类的嫁妆，由一辆加重自行车背到家里来了。我盯着三婶看个仔细，她个子高，皮肤黑，五官漂亮。她到家的第一天就做起了家务，私下里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
三婶不识什么字却很识事，对婆婆也算孝敬，下地干活更是一把好手。我那做新郎的三叔才十九岁，二十岁时就生了第一个儿子。婚后的三叔长高了半个头，才变成一个壮劳力。
村里的小伙子多在二十岁前就娶妻生子，二十三四岁才成婚的多是家里太穷，好不容易才讨到媳妇，年龄再大就只能找有缺陷的姑娘了，或者只能用两家的姐妹换亲。村里的光棍汉有的是，一到生产队地里忙活的时候，光棍们就往大姑娘小媳妇身边靠，眼如鹰，鼻如猫，嘴如钩。女人们干活的中间会停下来，走到背静的沟下、草丛里或坟头后去方便，有时会突然听到她们的叫骂声：“杂种不要脸的，偷看你姑奶奶缺德！”光棍们就赶紧逃跑了，比贼比阶级敌人逃得还快。
穷村僻壤，尴尬事多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