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我的整个童年，听我父亲讲的启蒙教材都是红色的，有一节是关于他自己的：“儿子二猪你听着，老子我十二岁就离开读书的中学跑了，干吗去啊，参加新四军，第二年改成解放军，我做部队的卫生员，那是在炮火弹片的搅拌中做卫生员，不分白天夜里转移行军，走不动路爬不动山了，大兵们用绳子扣住我的腰往前拖，北撤南进渡过长江，跌打滚爬长到十五岁，新中国成立了。懂吗，老子打江山时，身上的枪眼……”
一九四九年后不久，在别人还没参军的年龄段，小伙子我父亲已脱掉军医绿装，转业在苏南的地方机关工作，他熬夜苦读圆了大学梦，医学院毕业后相继在皖南等地行医多年，与大学同学的母亲结婚、离婚，后来飘落到苏北，中间经历的运动风波和生活周折能少吗。他遭霉运的根子扎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乡下到处流行浮肿病，死了太多的人，省里组织好多支巡回医疗队下乡巡诊。
我父亲带一支医疗队从皖南来到皖北，走村串户治病救人。他不像其他医生那样为农民们把脉问诊说长道短的，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只顾给农民们挂药水输营养液。一个处于大学实习期的年轻医疗队员，白天忙看病，晚上点灯写论文。我父亲把他的本子往地上一摔：“什么浮肿病不浮肿病，做这种文章能救活那么多人命吗，没听说村子东头的毛老汉一家饿疯了，刨出刚入土的死人肉吃吗。他们没有吃的，需要挂药水，需要输营养液。”
这支医疗队回到皖南后，我父亲不写什么巡回医疗经验倒也罢了，却给政府写了一份报告，说农民们得的不是流行性浮肿病，是实在没有粮食吃才饿肿的，他们把树皮草根观音土吞进肚子，体内没有蛋白质了，体弱多病经常危及生命，希望政府快拨粮食救助农民。
就这么简单，我父亲从年轻有为的大医院科主任级别的当红医生，一下子沦为对抗社会主义的蜕化变质分子，受到开除党籍撤职、降级降薪的残酷处分，以后工作、生活和家庭的霉气都由此而生。我父亲带着二猪我，外加一台手风琴、一把二胡飘落到苏北小城，在市医院做一个不起眼的值班医生。
文化大革命来了，不是对准哪一个人来的，可我父亲老想着躲避自己，不想卷进什么风暴，他不是杞人忧天，是为与继母新建的家庭老小担忧。做医生的人常常面对悬命在生死之间的病人，责任风险也悬在自己的头上，我父亲不想让过去所受的委屈被扯出新事故来，也不想让富农家庭成分的继母面临不测。他和继母夜夜商量着未来命运的疙瘩事，有一次灵犀相触爆出了火花，在一番激越翻腾中播下我妹妹的种子后，铁定了一份决心，响应毛主席“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写申请书要求下乡去工作。
我的家被搬到一辆从运输公司借来的解放牌货车上，连人带家具什物占了大半个后车斗，其中有两个方凳子是市医院赠送的，凳面下的木档上印着市医33和市医32，恰巧是我父亲和继母两人的年龄。货车开往离市区三十多公里的湖滨镇，那里位于洪泽湖边，中间乘渡轮过了一条两三里宽的大河，一路坑洼颠簸加上雨道泥泞折腾，整整半天才来到一个老镇子上。货车开到一家医院的门前时，有一群人站在那里鼓掌欢迎我们，这群人中有湖滨镇公社革委会的庄主任、小严秘书，还有医院的医生和职工们。庄主任握着我父亲的手使劲摇啊摇：“哎呀，盼星星盼月亮，我们湖滨镇公社终于盼来了第一对夫妻大学生、大医生。”
马桶盖头发的小严秘书像自家来亲戚似的带劲儿，和几个帮工一起爬上爬下货车，搬这搬那，拿东拿西，把我的家从货车上搬进湖滨镇公社医院，把我抱进生活区的两间青砖黛瓦的平房里。
这家医院是全公社唯一的医院，也是周边几个公社范围内近二十万人就医的中心卫生院。偏僻之地的镇子上没有想象中的安宁，和城里一样到处蹿动着红卫兵和造反派，一样被弄得人仰马翻，刺眼刺心的热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