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谁在市中心大街上先喊的，有人说是在市中心流浪乞讨的一个老疯子先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啦。然后，全城全地区的人都呼喊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风暴呼啸而来，天大的热闹开始了。
接下来的好几个月里，我父亲似乎在躲避什么，尽量不介入外面的热闹，把屁股钉在市医院门诊楼三楼的诊断室里，为排在门口的男女老少看病。一帮左臂佩戴红袖章的绿衣人闯进来，押着一个脸色肿黄的大背头男人。为首的绿衣人眼角有一大块黑痣，他指着大背头喝令我父亲：“喂医生，这个人是走资派江大水缸，肚子里有一大水缸的毒水，别当他是什么副市长，好好给他做检查，看他是不是在装病，逃避无产阶级专政。”
这时我快三岁了，算虚岁够上幼儿园了。可家家的父母都说，外面乱糟糟到处打仗，谁敢把孩子送进幼儿园。我父亲坐在诊断室里忙活儿，我站在室外的阳台上自个玩儿。我的手扒着阳台栏杆，从栏杆间看着临街的热闹，大白兔奶糖的白汁流出嘴角。
真热闹啊。大街上黑压压人挤人，树林样的手臂举着《毛主席语录》的红本本，挥舞摇曳像盛开的鲜红花丛。口号声、高音喇叭声、锣鼓声、鞭炮声震动楼窗，还听到电影里才有的步枪冲锋枪声，叭叭叭哒哒哒的。真吓人啊。成群结队的人互相打斗，刀去棍来胡撕乱咬，好多人头破血流，一个大姑娘被撕烂衣服，光着白闪闪的屁股往路边的屋里逃，被追上去的一群人乱棍打死在门边。死人的事情天天发生，连看热闹的大人小孩都有被踩死的，分不清面目的好人坏人都在鬼哭狼嚎。随便从门诊楼的哪扇窗户向外看，全城到处是乱哄哄的兵，他们叫红卫兵，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也有三四十岁大男人大女人们混杂在里面，全都穿绿军装，不戴领章帽徽，戴红袖章和毛主席像胸章，横冲直撞啊凶猛酷逼。
红卫兵热热闹闹冲进市医院的生活区，破门入户抄查东西，把人家的木雕家具、神佛塑像、西装、旗袍、高跟鞋、旧马桶、手风琴、花瓶、古书什么的通通扔到门外，乱踩乱砸，刀劈火烧。他们还嫌不过瘾，还往人家的内屋暗处钻，还爬进人家床底，搜到金银物饰和成沓的人民币就不咋呼了，悄悄揣进斜挎在肩上的黄书包里。
那些平时很拽的老头老太们倒邪霉了，被红卫兵骂来咒去拳脚伺候得全像是龟孙子，李老中医被大耳光抽碎了眼镜，抽伤了眼睛，被戴上二尺高的报纸帽子满脸淋血地押走。这些老头老太都是从民国过来的大牌医生，是看病的权威，救过成千上万病人的命，我父亲和继母见到他们得点头哈腰，可在红卫兵手里他们就熊啦，都变成弱不禁风的病秧子。那么多的热闹在我脑袋里模糊依稀，有些热闹吓破了我的胆，伤了我的心。
红卫兵们冲到我家宿舍时，我父亲和继母正在医院上班，保姆二奶奶阻拦他们时被掀倒在地，被两个女红卫兵踩住腰不许动弹。他们把我家稀里哗啦乒乒乓乓翻个底朝上，箱子里的褂子裤子袜子都被翻出来，扔得里屋外屋都是，连我父亲的旧领带继母的裤腰带都被扯出来，抛扔在窗档上。我父亲的宝贝手风琴被摔在水泥地上，昂昂昂哼几声就不昂了。书橱被推倒，几本俄国、英国、法国的小说书被撕烂。最伤我的是，那个眼角长黑痣的红卫兵拿着小刀子，对我笑笑假装亲热，先蹲下来摸摸我的小鸡鸡，要我把脖子上的银锁摘下来给他看看，我害怕他讨好他就答应他了，他看过银锁后拿了就走。我哭着赖着，拽住他的裤子求他：“大哥哥，你把银锁还给我吧，我就这一个好玩的东西。”
他一脚把我踢翻了：“他妈个屄，谁是你的大哥哥，老子这是代表毛主席来破四旧，要把这只银锁灭掉！不要再跟我闹。告诉你吧，你爸爸是个阶级异己分子，你后妈是富农的女儿，都不是好货，等我们抓住他们的新尾巴时再看好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