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更不用说了，“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的砍头风暴让王念孙王引孙兄弟俩成为训诂文献大家，大部分士大夫不怕玩物丧志地捣鼓鼻烟壶去了。“五四”期间，章太炎的疯癫，黄侃的狂妄只是大海中的浪花一朵。面对西方列强，不自信的中华民族到了连钱玄同、鲁迅这些“五四名将”都主张废除汉字，烧中国书、推行外国语言的程度。与此同时，衍生出的实用主义哲学与“活命主义”影响巨大，并且形成“汉奸逻辑”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号掉转枪口对同胞大肆杀戮，人数最多时达170万之巨。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错觉地感到春天来了。毛主席老人家礼邀请陈寅恪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寅恪书生意气的要毛主席向他保证，不入党，不学马列，不开会。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一波又一波的迫害。直到陈寅恪发出“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感慨，算是为中国的士大夫精神画上了一个终结的句号。
西方人也从来没有放弃过理想主义，并从苏格拉底开始流血。后来，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或者莫尔的《乌托邦》，都表现出来了理想主义者的纯粹与专业，尤其是布鲁诺面对宗教势火刑时仍执拗地坚持“日心说”，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拉开了殊死反抗的大门。“灵魂失去庙宇，雨水滴在心上。”里尔克的诗准确地概括了欧洲经历这黑暗的中世纪之后，社会发生的重大变化。“知识改变命运”，这种划时代力量让众多的欧洲人对宗教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成就了欧洲文学艺术上的集体繁荣。但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概念还很模糊。老师、行政人员与宗教人士因其特殊的社会定位，被确定为“智力活动专门人员”。朱利安·本达后来对知识分子有一个一极端的定义：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圈子也限定在写作、教育、宣传、戏剧表演或从事艺术、文学活动的人。知识分子名正言顺地形成势力，是从俄国开始。19世纪，一些从大学毕业并接受了本质上源于西方文化的人组成了一个人数较少且独立于传统分类的团体。在科学精神和自由观念共同作用下，拉开了反对沙皇专制政权与保守势力进行斗争。尽管沙皇的流放政策使赫尔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受到不同程度的威协，但他们没有低下高贵的头颅。既使在铁幕的“苏联时期”，钢琴家尤金娜收到她的热心听众——斯大林赠送的2万卢布的时候，还给斯大林写信说：“谢谢你的帮助，我将日夜为你祈祷，求主原谅你在人民和国家面前犯下的滔天大罪。”更不用说像茨维塔耶娃、索尔仁尼琴这些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与反抗者了。因为，俄罗斯民族这种不屈不挠的反精神，不仅反映在二次大的“卫国战争”上，五位诺贝尔文学奖的成绩也彻底地表达俄罗斯文化的高贵与人文精神的立体感。
俄罗斯只是沾了欧洲的一个边，真正的欧洲更不用说了。从左拉的“德雷福斯事件”开始，知识分子们已经表现出了强烈的对公众政策的批判意识。得知犹太军官德雷福斯少尉的间谍身份是被冤枉的，军方为了保持自己的面子，坚持错误的决定。左拉开始不想参与，仅在《震旦报》上议论了一下。军方开始反扑了，威胁要逮捕左拉。老作家被惹火了，不但连篇累牍、火力十足的对此事多次进行抨击，并以《我控诉》为题目直接向法国总统上书。军方以诽谤罪起诉左拉后，左拉被判一年流亡，但这并没有削弱左拉的斗争精神。左拉的抗挣引起整个欧洲对德雷福斯的关注，许多知识分子都参与其中。后来，迫于各种压力，德雷克斯得以昭雪平反。和左拉同时代的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法郎士，为左拉树传《法国文学界向埃弥尔·左拉致敬》，确立了“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这一民众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