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一直是谱系严密。哲学家伏尔泰为“卡拉冤案”写出《论宗教的宽容》后，确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左拉的“德雷福斯事件”成为知识分子介入公共事件的楷模。接下来，自由主义者萨特，让知识分子精神达到历史的最高峰。二战之后，刚从纳粹阴影下独立起来的法国，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独立这件事上，民粹力量再次突显。“殖民是人类最大的恶。”萨特不但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在住所连遭法国民粹份子三次炸毁的情况下，仍为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上街发传单，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将1963的奖授予他时，萨特冷冷地说：“我拒绝一切来自官方的荣雀”，泾渭分明地表达了自己对权力的态度与保持反对派的本色。
法国代表老欧洲，它旁边的小国家奥地利也表现得毫不逊色。奥地利的耶利内克，这夹缝国家的女作家在《城堡剧院》中大声疾呼：“奥地利输出了希德勒这个窝囊废。德国入侵奥地利时，二十万人上街欢迎。二战结束后，还恬不知耻的说自己是受害国。”有何种勇气的人，才能对本民族的历史原罪进行清算。2004年，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作家的耶利内克，宣称自己不想当国家帽子上的羽毛。“我一直不想让这件事对国家有任何意义，我一直与政府保持一定的距离。”耶利内克的主张，再一次完善了西方知识分子的内涵：
第一，独立的人格。
第二，坚持社会良知与公众事件的批判精神。
第三，与权力保持距离。
文章写到此时，读者大概已经明白我在《反抗者》一书中为什么只写了十八个外国作家或艺术家了。起初，国内的知识分了中，我准备写民国狂士刘文典及文坛斗士李敖。但我将他们的传记研究透后，决定放弃，尤其是重读了朱利安·本达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其活动不是追求实际目的，而是从事艺术、学问及形而上的思维，即追求达到获得超越善的那种愉悦的人类某个阶层。”尤其是读了日本的大江健三的《个人体验》及他有对中国的道歉书。读了土耳其作家帕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雪》，这位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对士耳其传统文学与外来文化那细腻描写，对多民族文明冲突精辟的分析。读了品特获得诺贝尔奖后的自白：“我所写的东西不服从于其他任何东西，除了它自身。尽管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作为公民来讲，要有坚定的、始终不渝的、强烈的、精神上的决心来界定我们生活及社会的真实真理，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义务落到了我们大家身上。这实际上是强制性的。如果这样的决心没有体现在我们的政治见识之中，我们就没有希望恢复我们几乎已经丧失了的东西——人类的尊严。”
有关中国作家为何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和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倾向的争议由来以久，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略萨都说，他获奖是为了唤醒博尔赫斯——这个全世界呼声极高被称为“作家中的作家”，拉美文学主要代表为什么会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是，智利诗人巴勃鲁·聂鲁达的好友、瑞典文学院院士、阿瑟·伦德克维斯特就博尔赫斯为什么多次提名，瑞典文学院将其排出名单之外发表过公开声明：1976年年底，博尔赫斯亲自去智利，从武力推翻阿连德民选政府、杀害了成千上万智利人的大独裁者皮诺切特手中接受了贝尔纳多·奥希金斯大十字勋章，合影并公开发表拥护独裁者的言论。他的这一言行已经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设立宗旨完全背道而驰。好！这个理由充分展示了文化的尊严与设立文学奖的真正意义，表达了欧洲知识分子的纯粹性与对民主自由的最大追求。这使我想起了荣格的名言：“文化的结果就是人格”，并对为了维护人的尊严苦苦挣扎的理想主义者和欧洲的知识分子再次致以崇高的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