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在元代拐了一个大弯。蒙古人以极少的人数控制着东方大片疆域之后，管理人才是个问题。于是，在各级政府中，他们不得不用汉人。尤其是赵氏贵胄赵孟頫带头归顺，汉人也都不再扭捏作态了。所以，当时的权利结构蒙古人的天下，靠无数汉人维持官僚机器运转。蒙古人尽管马快人悍，一度打到欧洲的多淄河畔，但毕竟是刚从农奴社会转型过来。一个低级社会的人管理高级团体，社会秩序可想而知。蒙古人本来对男女关系、道理伦理就不太讲究。在下属家喝过酒之后更是原形毕露。汉人官僚，为了保护自己的家眷免受上司的骚扰，才打朱熹的“新儒学”旗号开始“三从四德”，一度荒谬到“女人不上街，小姐不下楼。”
朱嘉在宋朝为官时，人品很不地道，为了诬告政敌唐友仲，对台州营妓严蕊蕊进行严刑拷告，下狱两个多月。严蕊蕊死不承认与唐友仲有一腿，最后不了了之。但是，元朝的汉族管僚们为了自保，把他“抬”了出来。到了明代，因为朱元璋的暴戾，朱棣诛杀方孝儒十族等骇人听闻的知识分子迫害案，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胡诌某种程度上附和了朱氏的统治需求，开始大行其道。顾宪成，高攀龙等所谓的“东林党人”打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幌子，直观地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诉求及权利欲望。
马克吐温曾经幽默地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以“君子”自诩的“东林党人”结党营私、合伙抱团的对被视为“小人”的宦官集团进行打击，制造出了历史上有名的“党争案”。宦官最有名的是郑和，曾经七下西洋。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之间的争斗，之所以酿成惨案，多是因为他们对皇权造成了威胁。坐着说话不腰疼。这些东林党人一方面打着仁义道德的幌子夸夸其谈，一方面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兼并土地，偷税漏税，致使明朝一度穷得发下不工资。最典型的一事是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制度，在职官员遇到父母之丧必须停职回家“丁扰”三年。张居正是何许人也？能臣，一生都在为大明政府的钱、兵操心。不愿离开权力中心的张居正通过宫中太保冯保进言，以皇帝不允为理由拒绝离开首揆之位。翰林院编修吴中行，翰检讨赵用贤，员外郎艾穆上书反对。张居正是皇帝的老师，按照以往的规矩对他们四人施行了廷杖。赵用贤生得肥胖，残酷的杖刑之下血肉横飞，大夫从他打得腐烂的腿上割下来的肉有手掌那么大。这块肉后来被赵家风干成腊肉，骄傲作为家训进行敬供……
当大画家董其昌纵容儿子为恶乡里，被十里八村的人砸家毁院，董其昌沦落成专业“上访户”时，士大夫的斯文已经扫地了。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被士大夫发挥到没有人性的地步，中国的士大精神也就被套进了权力怪兽的口中，成为血淋淋的斗争。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骨气及终山捷径的惺惺作态，被明代大文人钱谦益在明灭亡之时，口口声声以死殉国，拉着一代名妓柳如是的手在门边池溏边徘徊了一天，以“水太凉”为由回家吃晚饭后，变成了龌龊的笑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