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人的一生不可能只扮演一个角色，假如他是个好演员的话。有的人终归是要站到前台来的，哪怕他已经进入耄耋之年。有一次邓子儒在茶馆里和几个老头儿摆龙门阵，说起了抗战时期日本人对重庆的大轰炸，那些老人家的经历也勾起了邓子儒在大轰炸中家破人亡的回忆。摆也摆了，骂也骂了，但一个年纪比邓子儒还大的老头儿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是文化人，还在政府里做过事，为啥子不把我们重庆的这些事情写出来啊？那小日本，把我们炸了就炸了，现在提都没有人提。怕是莫得恁个撇脱（轻松）的事情哦！
邓子儒想起有一次在家里的饭桌上，说起重庆大轰炸，他的一个在上高中的孙女问：“哪个炸的，国民党？”邓子儒当时只有一声叹息，现在他被另一个大轰炸受害者逼到墙角了，他感到了汗颜，感到了人生的缺憾。
这一年，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成立了对日索赔原告团，这是受到近些年来中国各地方兴未艾的对日战争索赔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个民间组织，其成员都是些大轰炸的直接受害者及其亲属。在这群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对抗战年代的创伤没齿难忘的大轰炸受害者中，邓子儒的学养最为深厚，加之阅历丰富，思路清晰，口才极佳，还曾经当过市政协委员，被推选为团长也是众望所归。这是一个中国人找回了自信的时代，邓子儒是第一个走上日本法庭的重庆大轰炸受害者，他将向日本法庭控诉日本飞机的轰炸是怎样残忍地让十八个葬礼替代了他的婚礼。那时他并不知道，这也是一场比八年抗战还要漫长的抗争，是他终其一生也打不完的战斗。
东京地方裁判所是一幢巨大的灰色方形建筑，外面有一排樱花树，正是樱花盛开的好时节，远远望去就像一团团轻柔的红云悬停在大楼一侧。按照总部设在东京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律师联盟”和“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协会”几个日本友好团体的安排，法庭开庭前，来自重庆的大轰炸受害者将和日本友人一道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外面的街道上游行、宣讲，散发传单，以造声势。这是一支不到一百人的队伍，沿着东京地方裁判所周边的人行道游行。有几个警察为他们开道、指挥往来交通。对前来日本上诉的重庆人来说，在东京的大街上游行还是一件新鲜的事情，许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国，包括原告团的团长邓子儒夫妇。而即将走上日本法庭打官司，则更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打官司是人生中的麻烦事，打国际官司，则困难得犹如站在此岸要向大洋彼岸的一个语言不通、文化迥异的陌生人讲清楚某个道理。
那时，已近耄耋之年的邓子儒面目清癯，衣着得体，儒雅斯文，器宇轩昂，像个大学里的退休教授，站在他身边的老伴蔺佩瑶是那种打败了时间的老人，并不是说她不显老，而是她看上去虽然满头银发、一脸沧桑，但仍然处处散发出一个东方女性的风韵和美丽——一种悟透岁月的韵、弥老愈坚的美。在裁判所外面的樱花树下，邓子儒对妻子说：“我们拍一张照吧。”他认为自己和老伴的一头银发和树上鲜艳得如少女之唇的樱花交相辉映，倒是一张难得的照片。
“不拍。”蔺佩瑶果决地说。刚才她在人行道上向一对手挽手的日本老年夫妇递上一份宣传材料，恳请他们回顾一下日本有罪的历史。但那个日本老男人用一根精致的手杖把她隔得远远的，好像在拒绝一只乞讨的手！他身边的老妇人还紧蹙了眉头，两人的身子都下意识地往一边躲。樱花开得那么热烈，东京依然很寒冷。
“蔺太太，我们俩拍张合影吧。”
一个日本中年女士笑容可掬地站在邓氏夫妇身后，把手里的相机递给邓子儒，“邓先生，请帮个忙。”她用英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