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怎么能办喜事？一家十八口人哪！丧事都办不赢。这场婚礼是重庆城两个大家族的联姻，自然想把婚事办得隆重风光。邓子儒去年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后本来要去英国留学的，但作为家中唯一的儿子，年迈的父亲掌舵的这艘大船必须由他来相帮、并最终要交到他的手上。追求了一年多的沙坪坝区区长的千金即将迎娶进门，按邓玄远的安排，儿子成了家，再立业，今后邓氏家族官商结合，何愁生意不越做越大。可是炸弹从天而降，把一切都炸得支离破碎了。
邓子儒的母亲也出自袍哥世家，平常就血性、刚强。她缓过气来后，硬气郎朗地说：“不关事，死几个人，抬出去就是。明天的大花轿你们还得给我抬进来！”
邓子儒跪在母亲面前哭着说：“妈吔，你看看院坝里那一溜棺材，花轿怎么抬得进来？你再去街上看看，到处断壁残垣，烧焦的尸体还埋在瓦砾堆里，送亲和迎亲的队伍怎么能够从尸臭满天的城里经过？我们还是先请和尚道士来念经做道场，为父亲和长辈们的亡灵超荐，再说办婚礼的事情。”
邓母喝到：“你老汉儿（父亲）落气前吩咐的事情，你敢不听吗？砍脑壳的日本人，未必还能阻挡老子们娶媳妇嗦？”她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一巴掌拍在藤椅扶把上，“还不快去找你的新媳妇！为了这桩婚事，我们邓家可是花了大价钱的哟！”
历史进入21世纪，战争的风云早已烟消云散，但战争的创伤依然在心头隐隐作痛，直到邓子儒站在东京地方裁判所的法庭上，控告日本飞机在抗战时期对重庆的狂轰滥炸，他还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这是一个历史老人刻骨铭心的苍老记忆，像老树疙瘩一样饱经风霜、弥久日坚。
邓子儒退休前是艺术研究所的研究员，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主动和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在新生的人民政府里当了一个清闲但不清净的文化人。成为一个剧作家曾是他青年时期的浪漫理想，那时重庆云集了一大帮大作家、大导演，老舍、茅盾、巴金、应云卫、洪深、吴祖光等，邓子儒经常混迹在这个圈子里，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许多进步戏剧文学的影响。但想当一个像他们那样的剧作家，还像一个美梦一般遥不可及。他没有想到这个梦想人民政府轻而易举的就帮他实现了。早年他写过一些话剧，后来因为各种政治运动，所有的文化人几乎都不能做文化了，他的剧作家梦也就戛然而止。到国家安定、政治清明时，他已是两鬓斑白了，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创作激情了，便转行搞戏剧理论研究，得以在晚年继续延伸一个“老戏迷”骨子里的爱。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年龄到点，船到码头车到站，日益开放的社会让他这种受传统文化教育的老人愈发跟不上各种时尚前卫的文艺思潮和理论。斯坦尼斯拉夫体系让位于布莱希特的戏剧观，以及更多邓子儒无法明白的现代观念。“算啦，我们老逑啰，遭淘汰啰，还是回家帮你烧锅做饭吧。”他对妻子蔺佩瑶说，“以后我们只读，只看，不开腔。”
对于一个文化人来说，“不开腔”就是不再发表文章，不再向社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不再对年轻的同道指手画脚，做一个不招谁惹谁的好老头儿。“君有宏论惊四海，我无只字愧巴山”，是他晚年写给自己的条幅。放下笔墨、放下年轻时的万丈雄心，和邻居打打麻将，带带孙子，一起出去钓钓鱼，茶馆里一泡，龙门阵一吹就是大半天。家里妻贤子孝、儿孙绕膝，尤其是过年过节时，阖家团聚，在厨房里操劳的老伴，在麻将桌上“砌长城”的儿女，在客厅、卧室里跑来跑去的孙子孙女，吃饭时一张大圆桌都坐不下，孙子、重孙一代得再摆两张桌子。每当邓子儒高坐饭桌上首方时，一种人生的庆幸感、幸福感便会油然而生。“耄时不作龙钟态，步键何须小子牵”，这是他晚年另一首律诗中的两句。在他们这一代人中，能像邓子儒这样诗书自娱、松鹤自比的老人也为数不多呢。亲朋好友中有人问起他生活中的不易时，他总是说，“重庆人个嘛，出门就是坡坡坎坎，翻过去就是了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