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身和兵团知青属于同代人，并且在四十多年前就和这个群体有过接触。兵团人出发前的统一置装，是我对这个群体最早的印象，而他们有建制、有工资、有武装、有探亲假、有统一的号令和管理、有参与机械化大农业生产的机会这些特点，也让我对兵团和插队知青在下乡环境上的不同有所体验。
当年每逢春节，中国各个城市里总会汇集起回家探亲的各路知青，那是我最早观察兵团知青和插队知青之间的差异的机会。
这些人都有工资，探亲期间带着全国粮票揣着现金，花起钱来手脚挺大，聚在一起时缺点儿什么吃喝时，马上就有人起身去买，这让我们这些辛苦一年下来除了挣出口粮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现金收入的插队之辈羡慕不已。
在他们身上有着一种军队的色彩。我们这些插队的人在称呼农村干部时从来不提职务，张口就是“二货”“秋生”“狗子”什么的，而这些人一说到兵团的干部就是“连长”“股长”“团长”“参谋长”……他们还经常会提到武器保养、战备值班这些军队用语。但他们又不大像军人，多数人穿件厚实的黄色大衣，当时的说法叫作“狗屎黄”假军大衣，上面或多或少都会有几个被烟头烫出来的小孔洞。他们说话的调子也有些变味，把“做”说成了“整”，把“干啥”说成了“干哈”，气质上带有几分东北农村汉子的粗放和野性。但只要探亲假期限一到，他们立马就在北京消失。据说兵团纪律严明，不允许超假一天，和我们这些想在城市赖多久就赖多久的插队知青大不相同。
在我第二次到山西榆次插队时，我开始和一群从兵团转来插队的知青一起生活和劳动了。他们带来了兵团各师基层连队的信息，显示出在兵团形成的和插队知青迥然有别的行为特征，他们具有更多的服从意识和对艰苦生活的承受力，集体认同感也更多一些。在和他们的相处中，我对北大荒有了更多的感觉，成了一个能远距离观察兵团6 个师的局外人。
在“文革”结束后的后知青时代，我看过很多有关知青题材的电视剧、小说和报告文学，我发现其中最有影响力和震撼力的作品基本都是关于黑龙江兵团的。这一点进一步促成了我探讨兵团历史和荒友之间关系的愿望。
黑龙江兵团在地域、人数和生产规模上的尺度之大，为榆次县农村远不能及，但我却感到对兵团故事的归纳会更容易一些。它是一个半军事化单位，体量虽大，但有共同使命，有行政中枢，有建制层级，有统一管理。这些条件既有利于在时空两方面梳理出它的分布和发展，也有利于发现兵团人物之间的命运联系。写兵团知青和写插队知青的差异，就如同写战争年代中的一个野战军的作战史和一个省的游击史的差异，前者的历史主线显然更为明晰。
着眼于大历史，黑龙江兵团在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也具有举足重轻的地位。它汇集了“文革”时期全国最大的一个知青群体，履行了一段在全国各兵团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屯垦戍边任务，演绎了一场充满悲欢离合的知青命运大剧，在全国各大知青群体中也涌现出了最多的精英级社会人才。同时，兵团在建设边疆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两方面所发挥出的历史作用，使它成了中华大粮仓北大荒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一个历史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