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我阅读了一大批关于知青历史的纪实文学作品，其中虽不乏精锐之作，但存在的两大问题也很明显：
第一是题目常常喊得太大，动辄冠以“中国”二字，翻开一看，不是对在某一地区下乡的知青群体记载，就是以不充分的资料来概括全国的知青；
第二是作者本人的观点和立场在作品中介入得太多太深。对事情应该怎么看，作者全告诉了你！这样就难免要折损作品的客观性，一来排斥了和作者价值观不同的读者群体，二来也挤掉了后人的评价空间。
我决定写一本主要由历史亲历者去回忆、去倾诉的书。我可以加入一些相关信息和个人分析，至于对历史的思考和评价，我觉得还是要交给现在和以后的读者。
那么，在写作对象上我应该选择谁呢？
首先我想到的是自己最熟悉的山西榆次县的插队知青，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我否定了，因为这个群体的交互性和集体感几乎不存在。
到榆次插队的知青在落户时间上有很大的跨度，从稍早落户到杜家山的北京知青，到1968 年末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被送来的北大附中和北京123 中学的知青，再到在1970年代从太原榆次等城市下放来的小知青，前后时间跨距至少十年，其间人来人去，就像一场“下乡流水席”。
从落户的地点上看，在榆次插队的知青在榆次县境内的地理分布很广。我们这些“老插”被送进了与太谷县、和顺县相邻的榆次边缘区的大山里，而后来的小知青则基本都被安排到了平原或丘陵地区的人民公社。如果把榆次县安置知青的工作比喻为撒玉米籽，其结局不是长成一片玉米地，而是东一棵西一棵的玉米单株，相互之间很少有关联。
榆次县的插队知青都以村为单位结成集体户，不同村落之间的知青很少有来往。这些知青户少则三五人，多则二三十人，一旦走出自己的村子，就很难再找到朋友。我第二次插队所在的榆次县东赵公社大发大队，和附近的东赵大队只有两三里路之隔。这两个村子的知青之间的唯一一次交往，就是打过一次篮球赛，场上气氛十分对立，几次犯规出现后，双方队员的脖子就像斗鸡一样涨红了。同在一个公社这一点，并不足以把我们融合为一个集体。我们一样在“战天斗地”，却无法产生互为战友的感觉。
在对特定历史题材的纪实写作中，作品形式的选择，和对象的特点存在着密切关联。在我看来，对插队知青只适合写个体故事，而不适合于群体纪实，因为群体需要较强的人员同质性和共处稳定性。倘若大而化之，把不同的人群硬往一起归拢，令人震撼的最多只会是书的标题，一旦读者翻开书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儿，大板砖拍过来事小，浪费了纸张事儿大，毕竟纸是用木头做的，那是宝贵的资源。
有鉴于此，我自觉不但无力涉猎一个省份的“插队知青命运纪实”的写作，就是写自己比较熟悉的榆次县知青之命运也无法胜任，因为我实在难以将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都相当错乱的众多自生自灭型的知青点，在文学上做一个整体性归纳。
我热爱写作，同时又对写作充满敬畏之心。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不仅要面对历史亲历者，还要面对试图通过作品来触摸历史的后来者。它只要发表，就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于是我想到了“兵团”。
在中国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中，“兵团”几乎成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专用简称，
以至于今天只要提及在“文革”中成立的其他生产建设兵团，人们都需要在这个称谓之前特别加注地名，以区别于黑龙江兵团。新疆兵团虽然比黑龙江兵团成立得更早并延续至今，但由于它基本上没有受到“文革”期间城市中学应届毕业生移民潮的波及，在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中所占有的地位也就很难和黑龙江兵团相提并论。
要写准写活一个历史群体，需要作家本身置身于这个群体之中，获得对方在当下和在历史中的时代和生活感受。
